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特殊交往

2014-09-15 21: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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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中共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像赵超构这样为毛泽东多次接见，无所不谈的人，恐怕很少。

    赵超构的受知于毛泽东，自然是开始于五十七八年前的访问延安和写了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他那次的延安之行，本来就有些出人意表；而《延安一月》后来在国内外读者中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以及此书对赵超构大半生安危荣辱、政治命运的影响，更非任何人所能预料。

延安之行纯属偶然

    应当提示一句：代表《新民报》去延安采访的，赵超构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1939年9月16日，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扫荡报》和当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间报《新民报》记者三人，曾一同去延安访问，并受到毛泽东接见。这三位记者就是刘尊棋(中央社)、耿坚白(扫荡报)和张西洛。毛泽东曾就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和三记者谈话。这个谈话，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的《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那篇文章。

    赵超构访问延安，是在1944年6月至7月间。这是他从事记者生涯整整十年之后。他是浙江文成县人，1910年出生于瑞安嘉义乡龙川村。这个乡于1946年划归新设的文成县(文成是刘伯温的故乡，也是他的谥号)。1930年，他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1934年毕业，受南京《朝报》之聘，任编辑、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脱离《朝报》去武汉，1948年初进重庆《新民报》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版编辑，不久专任主笔，辟《今日论语》(重庆版)《未晚谈》(成都版)两个个人署名专栏，以“沙”为笔名，撰写三五百字一篇的“小言论”，宣传“抗战、团结、进步”；挟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揭露社会黑暗，为民喉舌，不遗余力。

    1944年春末夏初，派驻“战时首都”重庆的许多外国记者，不满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新闻封锁，要求赴陕甘宁边区采访，了解真相。国民党拖延推诿多时，唯恐失欢于美国，不得不出面组织一个“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赴延安等地访问。

    记者团由国民党中宣部、行政院新闻局派魏景蒙等二人为领队，《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新民报》等主要新闻单位和外国报社、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共二十余人参加。我记得的中国记者名单如下：《扫荡报》为谢爽秋，他是访问团团员中唯一的中共党员，且与赵超构同住一室；《中央日报》主笔张文伯、《大公报》编辑主任孔昭恺、《国民公报》采访主任周本渊；中央社和其他报社是谁?已不记得。访问团于5月底进入边区；7月中旬离开延安，回到重庆。

    对于“大后方”的新闻界来说，到延安去采访，可是一桩大事。由于国民党二三十万军队对边区多年的封锁，加上造谣污蔑，延安成了十分神秘可怕的地方。记者们都想去一探虚实。各新闻单位都按官方规定条件和各单位自己的要求，进行了慎重遴选，然后报送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审查。《新民报》考虑结果，决定派出重庆社采访主任浦熙修。浦二姐有一弟一妹，早年就已到延安参加革命。她与中共驻渝机构人员、《新华日报》记者也有较多联系；为此，她自己也很愿意担此重任。不料，报社报送名单后，国民党认为浦熙修“思想太左”，不同意她去。报社又报了主笔、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名字，派张恨水去，延安、重庆双方都欢迎，恨老本人也欣然同意，不巧动身前数日，恨老家人生病，为家累羁绊，临时退出。

    报社与官方几经磋商，最后商定派“白袍小将”、最年轻的主笔赵超构出马。赵超构这年才三十三四岁，两耳重听，是个不利于采访的条件；又是温州人，那口温州官话，陕北人怕听不懂。国民党中央党部认为，派这样的人去，很可能劳而无功，正好。

    笔者当时刚踏入新闻界的门槛，在西安《华北新闻》报社当编辑。西安新闻记者公会为欢迎这些中外同行，举行了欢迎会。我对《新民报》早有兴趣，听说他们报社来三人，竭力与之接近。我与超构兄结识，正在此时。他给我的最初一个印象，像个温文尔雅的学生。人长得清秀，两眼虽近视但炯炯有神，戴一副金丝细边眼镜。尽管耳朵失聪，谈锋很健。至于谈些什么，我已记不得许多。有趣的是，我于认识赵超构之后的翌年，也进了重庆《新民报》。不过，不是出于他的引荐。

首次见到毛泽东

    东渡黄河，取道晋西克难坡，过平渡关西渡黄河，5月底进入边区。首先赶来接待他们的是王震。

    6月9日到达延安，10日，朱德在王家坪接待记者团，同时会见了贺龙，博古等同志。

    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客厅会见中外记者，并与他们谈话。这是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赵超构这天穿着新买的凉鞋，赤着两脚。上车赴会时，觉得不大郑重，很想回去穿双袜子再走。招待人员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及至进了客厅，他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才放了心。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接见记者代表团(右三为赵超构)他说：“这时我坦然靠在沙发上，伸出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局促与矜持。”

    毛泽东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等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然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笔者按：周恩来在为他作一一介绍，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引自赵超构《延安一月》)

    毛泽东与中外记者们的谈话，持续三个小时之久。先由他说一段话，从国际谈到国内，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谈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作出了许多论断，后来都被事实证明是英明正确的。他谈话后又分别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赵超构事后回忆这次谈话，概括为一句：“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毛泽东认为，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抗战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

    欢迎宴会之后是文艺晚会，在大礼堂看延安平(京)剧研究院演出。剧目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和《草船借箭》。赵超构找了个第一排的座位，一边看戏，一边胡乱思索：“这四出戏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右侧邻座上与他并肩坐着一个人，正是毛泽东。

    一时间，难免有些局促，但立刻就坦然了。因为这时的毛泽东，已不是午后会见记者时肃然坐在主席位置上那个没有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酒后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与赵超构等谈话。他称赵“赵先生”，赵称他“毛先生”。毛泽东对戏很有兴味，不时发出尽情的笑声，甚至捧腹大笑。

    这天晚上与毛泽东相处的几个小时，赵超构感到“出乎意外的轻松”。他认为，毛泽东有一股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并不是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当然他也对延安的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对马列主义的民族化发了一通议论，后来都写进了《延安一月》的《毛泽东印象记》一文之中。

    中外记者团一行于7月12日告别延安。赵超构在延安亲自观察体验了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又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受到不少启发教育，思想认识有所变化，自己觉得精神陡长，耳聪目明，文思像泉涌。从7月下旬起，他躲在重庆市郊山洞花土丘湾的农家居室中，开始写他的长篇通讯。天气酷热，夜以继日，挥汗如雨。写了大半个月，十余万字全部脱稿。为了“抢新闻”，这样的稿子是边写边登的，7月30日开始在重庆、成都两地《新民报》(日刊)连载。同时，逐日事先送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检查。由于作者写得巧妙，除了其中的《延安青年》等少数几篇被“检扣”外，其他篇章经检查官删改后，基本上都通过检查。但也有一些敏感的国民党人说了话：“想不到纟比漏出在这个记者身上!”《延安一月》以客观的、平等的、批评的态度，带点文学描写的新闻通讯、特写，引起读者极大的关注。即以对毛泽东的描写而论，其后近半个世纪中，再也没有赵超构这样的笔调了。

    这里还得附带提一下毛泽东与《新民报》另一老报人张恨水的友谊。赵超构回重庆后，给恨老带去一份延安的礼物：一条当地织造的毛毯，还有红枣和小米各一袋；并向他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
在重庆谈心竟日

    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一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举国欢腾庆祝抗战胜利和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扶持下，磨刀霍霍，准备大打内战的交响中，毛泽东应邀于1945年8月28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和谈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在重庆市郊化龙桥红岩村13号八路军办事处单独邀见赵超构。

    赵超构记忆中，那是一幢青灰色的三层楼房，与毛泽东会晤是在二楼东端里间的起居室。二人在藤椅上坐下，烟茶之间，促膝谈心。毛泽东跟他开玩笑：“赵先生，你叫赵超构，比宋高宗高明(笔者按：宋高宗名赵构)；不过你是个自由主义者。”这自然是毛泽东读他的《延安一月》所产生的观感。接着又说：“在重庆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

    毛泽东以非凡的气概，亲自到重庆谈判43天中，蒋管区人民无不表示钦敬；也有人为他的安全担忧。国民党反动派中颇有人主张将他扣留下来，要挟共产党“就范”。赵超构也认为风险很大，深表忧虑。毛泽东安慰了他，笑着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我们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赵超构见他那么从容不迫，心里为之释然。

    毛泽东给赵超构讲了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美、蒋勾结的阴谋，解放区周围的军事形势。他说：“如果没有美国人帮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毛泽东向赵超构询问了重庆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新闻界的情况。赵超构对他说：“我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很少接触，对中下层的所谓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则往来较多。”毛泽东也需要了解“公教人员”的生活状况，思想情绪，以及这些人对蒋介石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赵超构后来对人说：“我是知无不言，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讲给他听了!”最后，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毛泽东对赵超构的话很感兴趣，客人几次站起身告辞，主人一再挽留。因此他们的谈话从上午9时继续到下午6时许。傍晚时，周恩来匆匆忙忙从外面回来，请毛泽东用晚饭后立刻进城。他们三人共进晚餐以后，才起身道别。

    赵超构在暮色苍茫中，看见周恩来郑重地走在毛泽东前面，为他打开车门，细心地招呼上车，自己才坐进车去。在这些细节中，也体现出周恩来对领袖的尊敬挚爱之情；他看了大受感动。

    化龙桥见面之后几天，赵超构又在国民党方面为欢迎毛泽东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这次盛会好像是在上清寺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与会者有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百余人。赵超构说：“这一回，我已是第三次见毛主席，比较熟悉了。茶话会上他与各界人士握手言欢，十分高兴。许多人众星拱月似的拥在他身边，都以能够同他握手交谈为荣。虽然是在蒋管区，并且在特务密布的场合，也看得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不平常的春天”再次与毛泽东交谈

    赵超构再次和毛泽东交谈，业已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了。
    这年春初，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了新闻出版界部份人士，赵超构自在其中。毛泽东见了赵超构，就说：“你们的报纸，别具一格，我喜欢看。”谈话间，有一位新闻界的同志谈到赵超构倡议的新闻改革，并引述了他在《新民报》内部所提的“短些，再短些；广些，再广些；软些，再软些”三句口号。毛泽东听了，对前面两句口号，表示首肯，对后面一句表示要考虑一下，说：“软些，再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他还举鲁迅文章为例，说鲁迅的杂文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

    毛泽东还对赵超构和上海的代表谈了杂文可不可以有片面性的问题。因为赵发表了坚持“不要怕片面性”的文章在上海引起了争议。姚文元、张春桥都先后发表文章攻击赵超构，说他是在提倡片面性，把片面性当作“优良品种”、“好像片面性就是杂文的同义语。”毛泽东说：“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

    这年4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有一天下午，他让人传话说，要到新民报社看看赵超构，参观报社。这天工作完毕之后，偏偏赵超构和我们几个人到北新泾苗圃去玩，报社的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到处打电话找赵超构，找到时已是午后4点多钟。毛泽东只得取消了这项活动。我们回家后知道此事，深感遗憾。

    反右前夕，有一天，赵超构和我们几个老朋友到上海老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喝茶，后逛庙市的旧书摊，走过大殿时大家逢场作戏，说让我们也来向城隍求个签吧。嘻笑之间，赵超构也求了一签，是“中下”之签，上面是首七言绝句，大意是说“船在惊涛骇浪之中，几有沉没之虞；幸亏有神人扶持，得以幸免于难。”他从来不信这一套，看了付之一笑，随手丢弃。谁知，不幸而言中，个把月后，竟应验了。这桩事，有些荒唐，我们一直引为笑话。

毛泽东说“要保护一些杂文家”

    到了这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势如疾风骤雨，越来越扩大化，赵超构当时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会上听到工农代表的发言，又听说市委的某领导已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惶恐自不待言。想不到就在6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邀他去中南海见面。接见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后来又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述周。

    赵超构自知在报上写了一些“撄逆鳞”的文章，以负疚的心情来到游泳池旁。毛泽东从池子上来，穿好毛巾浴衣与他招呼，态度祥和而亲切。赵超构知道自己已蒙宽恕，刚说了一句“向主席请罪……”就哽咽得不能成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对他安慰、劝勉有加，希望他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努力自我改造。谈到他在大鸣大放期间的几篇文章时，恳切地指出错误之所在。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据赵超构说，就是第二天《人民日报》“七一”社论中的那些话。

    与毛泽东共进午餐时，谈到了写杂文的事，毛泽东笑道，“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自由。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送别时，毛泽东又叮嘱道：“听说你平日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不反对，但是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你有空时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这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小住，又约见赵超构。同时受到接见的还有出版家舒新城和教育家束世?。这时反右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赵超构已在上海做了两次检讨。毛泽东一见就说：“我已看到你的两篇检查，可以了。”又问：“近来心情如何?”赵超构回答道：“说老实话，感到很紧张，好多日子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是好事，”毛泽东笑着说：“要养成勇于自我批评的习惯，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大有益处。”

    这次会见，毛泽东还给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和舒新城交代了修订旧版《辞海》的任务。他说：“这么多年了，不能让人再查老《辞海》。”

    赵超构在“文革”后期，在市郊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了四五年之后调回市区，想不到也参加了《辞海》修订工作，这是后话。

杭州聚会也算是“西湖佳话”

    1958年1月6日，夜间，皓月当空，毛泽东从西湖上的刘庄打电话到上海来，要请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三人乘飞机到杭州一谈。当时赵超构住在虹口嘉兴路桥下溧阳路的瑞康里，那是幢老式石库门旧房子，家里连电话也没有安装(是他自己贪图清静，不愿意装)。市委统战部门的工作人员辗转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他家。已是深夜。三个人会齐，连夜乘一架小飞机到杭州时，毛泽东正等候着。

    四人坐在那座水木清华，月光如练的庭园中喝茶。谈话范围广泛，生物学、遗传学、逻辑学、哲学、文学……新闻工作和移风易俗，等等，无所不谈。毛泽东跟赵超构讲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幽默地重新解释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他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不嫌弃她，始终对她忠贞不二，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毛泽东又一次劝赵超构多接触工农兵，一定要经常到下面去跑跑。他说：“我自己也是这样，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生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房，如果你不肯自动的走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

    四人高谈阔论，不知东方之既白。清晨临别时，毛泽东意兴未尽，还说：“这样的聚会很有趣，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了!”

    就在杭州那些日子，毛泽东又邀见赵超构一次，一同吃了一顿饭。毛泽东问了一些上海和新闻界反右斗争之后的情况，问到一些人。他主张赵超构回自己家乡温州去参观参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从今昔对比中看出巨大的变化。他说：“你们办报的人，如果不到下面去接触群众，报纸就会办得死气沉沉。”

    这年6月，赵超构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回温州老家去参观访问了近两个月。他到了温州地区的几个县，也探望了住在瑞安屿头的继母和亲友。回上海后在《新民晚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我自故乡来》。此前，他已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上写了一系列反映农村新风貌的散文，题为《春郊行脚》，共12篇。

    1958年在杭州的两次接见，是赵超构与毛泽东的最后晤谈。这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时，虽然也有过与文化界代表人物会见、座谈的活动，赵超构也应邀参加，但已不是朋友式的促膝谈心可比，离得远了。

    史无前例的十年大乱之际，笔者与赵超构一同蹲“牛棚”，一同挨批斗，一同接受“监督劳动”，一同进奉贤海滨的“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先后“毕业”，又同在前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工作，直至1982年重返停刊近十六年之久的老窝《新民晚报》。也可谓患难与共了!他去世前两年，从虹口迁居徐汇区吴兴路，我们又做了邻居。

    雨夜话旧，我们还记得反右以后还有一桩小事也很有趣。那是1961-1962年间，有一天，几个人去逛老城隍庙，又上湖心亭茶馆散心。喝茶之际赵超构忽然说：“昨夜我做了个噩梦，梦见我和五六个老朋友都躺在一个地下室里，有姚苏凤、程大千、唐大郎……一个个平躺着，不知主何吉凶?”“文革”开始我还在“牛棚”里说这个噩梦，不禁哑然失笑；而“棚友”姚、程、唐都已在“文革”中和“文革”后一年作古。
“毛泽东终究是伟大的革命家”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噩耗传来，赵超构是非常悲痛的，但直到第二年3月才得到公开发表悼文的机会，他在《文汇报》上写了《终身难忘主席的关怀》那篇文章。同年9月，又被安排进京，瞻仰毛泽东遗容。

    1978年秋天，他参加上海市政协组织的参观团，重访延安。1984年5月，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应邓颖超之邀，与老新闻工作者陆诒一同到中南海西华厅作客，都一一触动旧情，产生许多感慨。

    “文革”之后这些年，我们老朋友之间私下也谈论他与毛泽东的关系，请他讲讲几次交谈的具体内容、以至细节，他往往笑而不言。我们一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革”的荒廖这个问题时，他总是说：“毛主席有错误，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见到报刊上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他总是这句话：“不管人家怎么说他，我是决不写这种文章的。”

    人们都说“赵超构是毛主席的朋友。”他摇摇头，一笑置之：“是这样：解放以来，我称他主席，他还是叫我‘赵先生’。早年，可说是布衣之交。解放后，是我们的领袖和导师了。”（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一辑，本文作者张林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