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武坛生涯

2014-09-15 21: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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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我们中国的老说法，人活70古来稀。我7岁练武术，今年已87岁，练武整整80年。

无钱买药才练武

    我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古城的一个贫民家庭里，从小体弱多病。当时开封练武术的人很多，父母因我身体不好，又没钱买药，就希望我能受益于武术锻炼，借以祛病。所以，我从小就开始学习武术了。
    我的老师都是劳动人民，他们白天劳动，晚上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来教我们。而我则是白天上学读书，晚上练拳习武。我学武术是有很多困难的，那时，在封建思想束缚下，亲友、邻居们的闲言蜚语，就像初春时分开封常常刮起的风沙那样灌进父母亲的耳朵里。有人说：“闺女家连脚也不裹，男男女女混在一起，蹦蹦跳跳真不象话，难道让闺女当武状元吗?”可是为了我的健康，父母不但没有被闲话所动摇，还始终鼓励我好好学习下去。
    我开始学习武术是在大同武术社，设在开封东蔡河湾街泰山庙里。约有20米见方的场地，男女学生有四五十人，除了我们几个女孩年龄较小外，男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我的记忆里，老师曾说过：“我们练的拳是少林门的大红拳，是东南枝的少林阐第七册。”当时我对这些说法一点儿不理解，今天想起来，这也许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流派吧。

习拳练武得吃苦

    我的老师是有名的大刀何福同，又称“何大刀”；还有大枪孟广泰，又称“孟大枪”。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可是当时的教法却很简单，不分年龄和性别，要求都一样。老师手里常拿着一根小棍子，学生动作不合要求，就可能挨棍子。因为我年纪小，身体弱，力量差，站桩总是站的时间短，所以挨棍子的机会就比其他同学多了。有时父母即使在眼前，老师也决不因此棍下留情。不过父母也常安慰和鼓励我说：“严师出高徒嘛!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吃苦怎能练得好?身体又怎么能得到健康呢?”我的老师还经常对我们说，“要尊老爱幼，扶弱济贫，诚实对人。”还说，“武人不武，武了出事故。”“场外似绵羊，场上如猛虎”等等。这种教育对我的影响很大。就这样，我爱上了武术运动，它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好朋友。从那时我就想，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学武术。经过长年武术锻炼，我的进步挺快，身体发育也很好，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疾病缠身，弱不经风的模样。当时，和我在一起年纪相仿的女孩子有五个人，到后来能坚持下来的就只剩我一个了，所以老师特别喜欢我。往往在武术社放学后，老师还到家里来为我加课，看着我练。在老师的严格教导下，我打下了良好的武术功底，所以我从1929年孩童时期就参加了河南省的武术运动大会。后来因为我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就辍学在家专门练武。不久我考入了河南省国术馆训练班，结业后被保送进了南京中央国术馆，从此我和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献 技 奥 运 会

    自1929年起，我又连续参加了河南省的历次武术运动会和河南省考；第十六、十七、十八届华北运动会；还有1933和1935年先后举行的第五、六届全国运动会，以及国术国考等，而且每次都得到了好成绩。特别是1936年通过省和全国的选拔，我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一届奥运会。现在想起来，已经是快70年的事了，可是当年的情景还记得很清楚。

    通过短暂的集训，我随同代表团于8月初到达了柏林，当代表团抵达柏林车站的时候，围观的人争先恐后地一边观看我们女运动员的脚，一边交头接耳地议论。我很奇怪，就问中国留德的学生。他们说：“德国人印象中的中国女子都缠足，所以这么看。”这就是人们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印象。这时我曾想，我是练武术的，我的脚是天足，也算争了口气。我们休息两天就到汉堡参加世界性的体育表演，先是在大街上作游行式的表演，然后在驰名世界的汉堡动物园表演。其他国家大都是土风舞，因为表演节目太多，我们的表演只安排了15分钟，这是我国武术首次在欧洲表演，时间虽短，却特别受欢迎，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最后一个节目“空手夺枪”，运动员退场后，就被记者们的照像机围住了。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连走路都感到困难，最后几位中国留学生挤进人群护卫着我们，才挤出了重围。

    回到柏林，国术队参加了中国留欧和留德同学会主办的欢迎大会。会场上充满了爱国热情，每个发言的人都愤怒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期望体育代表团一定要为国争光。
    那时，我们国家国际地位低，常被人看不起，有一次我们去作表演，扛着器械，坐了近一小时的公共汽车，才到达考察团的宿营地。到后，在一个临时安排的地方休息。谁知再也没有人来过问了。我们确实感到受了冷落!人家吃丰盛的晚餐，我们呢?饿了，自己买点面包吃；渴了，以冰水作饮料。那里和国内气候不同，虽是暑天，入晚还是很凉的。表演从八点钟开始，可是我们的项目却排在十点钟以后。天气又凉，大家都担心表演效果要受影响，特别担心的是如果拍摄电影的灯光一会儿亮，一会儿停，影响视力，对打项目容易出问题。有人风趣地对表演“空手夺枪”的运动员说：“看到没有?灯光忽明忽暗，你要枪下留情呀!”轮到我们表演了，大家精神抖擞，观众热烈的掌声保持始终，拍电影的灯光一会儿也不曾灭，摄影机一刻也不曾停。中国体育考察团团长袁敦礼先生带领全体团员拥向我们，祝贺“表演成功，为国争了光”，并且说：“回国后要好好提倡我国这个独特的体育项目。”到此，表演组织者对我们才换了一副面孔，冰水换成了咖啡，夜宵也摆满了桌子，来时搭公共汽车，走时以专车相送……。

    当时，我国在欧洲的留学生很多，据说仅德国就有近千人，这些留学生爱国热情很高，盼望体育代表团能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但不想一无所获。唯有武术，第一次出国表演，受到意料之外的好评，总算是为国争了一些光。所以那些留学生，对武术队的照顾格外热情。在柏林期间经常到我们住地慰问，看望；每次出门，他们争作翻译和向导，使我们感动极了。

凄风苦雨凉我心

    可是回到国内，国民党政府对武术运动的态度使我凉了心。他们不但对武术不重视，而且把武术称作“土体育”、“开倒车”；把武术运动员、武术工作者看成是“跑江湖卖膏药的流浪者”。这种情况造成了我的自卑感和思想上的矛盾，认为搞武术没有希望，但放下不干又不甘心。
    抗日战争期间，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工作负担重，家务事也多了，不自觉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训练要求；可是又老想，武术不是我在儿童时代就热爱的吗?为了它，我流过多少汗水，吃过多少苦头；老师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父母又受到了多少冷言冷语!一想到这些，我就又坚持武术锻炼了。
    抗战胜利时，我和爱人温敬铭在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当教师，当时我已经当了六年教师，不想因我不会逢迎，校长借口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就在1946年2月把我和爱人同时解聘了。抗战八年取得胜利，人人欢欣鼓舞，希望探望久别的家园，和离散了多年的父母团聚，可是我们却携儿带女失了业。当时的实权人物又都认为我老了(其实我才30岁)，不能再搞体育。我的心彻底凉了!我发誓：从今起不但我不再搞武术，连子孙后代也决不再搞这一行!我哭着停止了武术活动。

凉心又被焐热了

    新中国成立了，国家为了提倡和振兴民族体育，1953年在天津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各地都在积极筹备选拔运动员，刘玉华在演练单刀(1982)这时又传来消息，说是天津的大会是空前创举，是中国共产党珍视民族形式体育的体现等。自幼爱好武术而又发过誓永不再搞武术的我，这时候也被震动了。同志们鼓励我，希望我也去参加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工作忙，家庭负担重，和武术分手已经整整七年，恐怕应该打退堂鼓了。可是我怎么也安不下心来。想了好久，我终于下了决心：干!我把时间作了安排，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偷偷在院子里练，虽然荒废了多年，毕竟因为基础还好，技术逐步得到了恢复。通过选拔，我以中南区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大会，并在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而且又作为赴京汇报团的成员，到北京参加了汇报表演。

    从此我连续参加了三届全国武术比赛和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我那颗在旧社会冷下去的心，被新中国焐热了。我当上了武术教师，又投入了武术教学、训练和研究工作。
    前进的道路总是有坎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一家受到冲击，教学停止了，我又第二次和多年爱好的专业分手了!祸不单行，我在更年期得了病，抱着豁出去的想法动了手术，不想因为天气太热，连续发了一个多月的烧。爱人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孩子们也受牵连。在这种情况下，大手术后我不但得不到营养，甚至出院一周就白天挨斗、劳动，晚上写检查，从此我的身体垮下去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武术竞赛又开始了，我做梦也想不到，我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1977年、1978年的全国武术比赛大会和1979年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会后我又作为赴京汇报表演团的成员到了北京。1929年至今，我在武术比赛场上度过了七十多年。
    在旧社会我30岁就被认为老了，被赶出了体育界，谁想七年后我在新中国又当上了运动员。后来还当上了武术教授，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抚今忆昔，我真是百感交集。过去我发誓子孙后代也决不搞武术，可今天，我的孩子都成了武术教授，我怎么不感慨呢?想想过去，武术被看成“土体育’、“开倒车”。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正在努力把武术推向世界，这不是天壤之别吗!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还要努力，要用毕生精力为继承发扬我国的武术事业多做贡献。（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一辑，本文作者刘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