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4月初解放大军以高屋建瓴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横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中央机关已分崩离析，武汉局势极端混乱，武汉三镇公教人员的索薪运动，和广大学生群众的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更使湖北省政府当局胆战心惊，穷于应付，市面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哀乐图。绝大多数的人们欢欣鼓舞等待解放，而另一小撮人则忧心忡忡，考虑他们的将来，省政府的一般高级人员中，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毛主席如不咎既往，则天下可传檄而定”，人心的向背，到此时更十分清楚。

    李宗仁代理了总统，但和谈仍然失败后，白崇禧为了扩张桂系势力，支持李宗仁长期占据总统宝座，企图继续进行反人民战争，必须控制物资，主要是军用物资，但华中方面的这些物资，却控制在后勤总司令郭忏的亲信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的手里，朱虽在白的指挥之下，但白却不能随心应手，于是对朱不能不采取措施，迫使政学系分子张笃伦下台，而以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给朱作为交换条件，朱鼎卿也明知任重时艰，白崇禧另有用心地迫他去跳火坑；但要避免即将到来的无穷隐患，也不能不予考虑。加之他的堂兄朱怀冰极力怂恿，朱鼎卿乃终于“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代替了张笃伦。

    朱鼎卿本一介军人，无行政经验，于是一切运筹帷幄的责任，不得不全部依赖于身望比他高，并曾掌湖北民政多年的堂兄朱怀冰。 因此在朱鼎卿到任之时，就有好事者作了四首诗，其中一首说：“省衙变做鹡鸰窝，二弟如今换四哥，漫道有人操幕后，夕阳虽好也无多。”就是指当时这种情况的。

    朱鼎卿接受湖北省主席任命的当时，在拉凑班底上与堂兄朱怀冰有了分歧。朱怀冰知道朱鼎卿在湖北的资历浅，人望不符，乃主张借用老人以抬高朱鼎卿的身价，但朱鼎卿却偏坚持要出冷门。实际上湖北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也无人愿意为蒋家王朝送葬。因此湖北省政府的委员厅长不能不降格以求，除了建设厅长陶述曾、教育厅长王介庵系朱怀冰推荐以外，民政厅长则以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彭旷高接充，财政厅长则以原湖北邮政管理局长许季坷接充，秘书长则以原三青团湖北支团的副干事长刘先云接充，委员当中则参进了民社党的张仲宣，青年党的李毓华，作为国民党当时“民主政治”的点缀。

    朱鼎卿于1949年2月26日正式就职以后，也起草了“湖北省施政要点”八大项，自以为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实际上例如其中的“节制资本，实行财产累进税”及“改革土地，实行战士授田”等等，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谎言。同时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英雄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朱鼎卿不能不把前主席张笃伦的“应变方针”拿出来修正补充，藉以苟延残喘。第一步先内定省政府主席办公厅的人员，以备万不得已时轻装简从作流亡打算，只是尚不便明令公布。再则是设立鄂西鄂北和鄂南三个行署，分别派省府委员朱怀冰、李朗星，及鄂中师管区司令孙定超为主任，而重点却在鄂西，以作为今后省政府流亡时重新建制的基础。

    5月初武汉局势更加紧张，省政府正式实施应变办法，将省立第一第二临中的学生送到鄂西，女生用“武昌号”轮船由水路送到巴东，男生则交湖北师管区派人率领，由鄂南经松枝等县到恩施，我本人则因连日接到雪片飞来似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宣传品和信件，要我“坚守岗位，保护档案，将功折罪”，同时国民党湖北高干会坚持要我先到桂林再转台湾，我当时去既不愿，留又不可，因此采取第三条路，先到鄂西再定行止，于是辞谢鄂南行署教育处长的拟定，约定和教育厅长王介庵到重庆南岸教书。

    5月12日清晨，听说“华中剿总”头一日晚上已仓皇从汉口撤到武昌长春观，沿江爆炸声持续不断，震耳欲聋，此时朱鼎卿借口到黄州开会，假道湖南长沙跑到鄂西去了。

    5月14日，我们在街上扭秧歌的鼓乐声中仓皇地登上了美国赠送的201登陆艇，船上除了省政府主席办公厅的指定人员及眷属外，还有部分省保安司令部的人员和一连卫兵，并拖带了一驳子炮弹，船行极缓，到了沙市时武汉已解放了，当天上岸后就看到新华社在报上公布的消息上印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残匪，已仓皇向鄂西逃窜”等字样。

    5月17日船到沙市，船上西迁员眷很多不能举火，王介庵急电，恩施向朱鼎卿请示，回电指定王介庵同我就地向沙市专署筹借四千元现洋。当时沙市经过宋希濂的搜刮，几个银行确已罗掘俱穷，四区专员龚平陪同我向银行界交涉，结果勉强凑足了一千元。

    5月18日201登陆艇停靠巴东，我和王介庵分别住进省银行办事处及县合作社，正共商行止，连夜接到了朱怀冰的电话，催促我们去恩施，说主席马上从重庆来要恢复省府建制，并指定我代替田介棠作教育厅主任秘书，协同王介庵处理湖北教育事宜。到了恩施以后，省府的旧官员已不多，省政府的破摊子，只得在鄂西行署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原省政府在武昌所组织起的班子，四大厅一处除教育厅长王介庵、民政厅长彭旷高外，其余都另找出路去了。朱鼎卿乃向广州行政院长阎锡山呈请以熊裕代理财政厅厅长，以傅恒伯代理建设厅厅长。以戴仲明代理秘书处处长，熊裕未到，则改由田逢年代理。

    自武汉解放以后，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领十四、二十两个兵团占据了湖北大部分尚未解放的蒋管区。并分为若干个“绥靖分区”，因此各分区内的粮政、民政和地方武装力量及行政人员的任免权都操在他的手中，湖北省政府所派的县长几乎无权过问，朱鼎卿认为宋希濂欺人太甚，以致宋朱的关系已达到极端恶化。9月中旬朱鼎卿改组了湖北省军管区和保安司令部，成立了湖北绥靖总司令部，朱自兼任司令，由李超君任参谋长。为了不与宋希濂接触，绥靖总司令部设在利川，朱鼎卿很少在恩施，省政府的公务实际由委员朱怀冰代行。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和维护自己的地盘，湖北绥靖公署把所属的部队编成了四个师， 着手进行训练，并拟在恩施、利川的交界处“铜鼓包”选择了阵地，构筑了据点工事，草拟了一个“铜鼓包计划”，朱鼎卿指定朱怀冰主持，由王胜泌、张家驹、汪民祯同我共同审查，其目的一是企图阻止宋希濂深入鄂西，二是如万一鄂西解放时可凭藉自然地势打游击，但这仅仅是一个不现实的空想而已。这时宋希濂的部队已由宜昌沙市退到了恩施。朱怀冰为了想改善宋希濂和朱鼎卿的关系，因此示意了宋的司令部和省政府的高级干部如汪民帧、张家驹、杨松如、欧阳正宅、贺觉非、叶凝碧、刘浚、王延杰等组成一个联谊会，这些人都与朱怀冰有一定的渊源，因此在宋与朱的关系之间起了一些调和作用，宋希濂的母亲逝世追悼会，朱鼎卿前去代为主祭，恩施的空气顿时感到融和起来。此时省参议会的秘书长王延烈衔议长何成浚之命从香港来到了恩施，集合了留在恩施的省参议员三十余人，恢复了省参议会的建制，一切参议会的职权，由王延烈替何成浚代折代行。自武汉带来恩施的一二附中及其他各校地富子弟学生约两千余人，已由教育厅新建的省立一中公费收容，有一部分进入了省干部学校，这是朱鼎卿用以对抗宋希濂的军政大学的。

    1949年9月，教育厅长王介庵以经费困难为由离职赴重庆，我循例以主任秘书代行厅长职务，约一个月，始由广州行政院派朱英培以委员代行厅长职务，我被调为省政府设计委员，我正由恩施土桥坝住所到城内办理移交时，在清江大桥上，遇着了朱怀冰和朱英培，朱怀冰当即向我说：“我正找你，英培对教育没有经验，还是要你代他分担困难，设计委员职务，我同主席说好了收回成命。”我心里想，我已经做了王介庵的替死鬼，又还要拖着我送终做什么呢?

    10月，鄂西情况吃紧，朱鼎卿到重庆向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汇报请示，得到批准两个军的番号，成立第三兵团，并还得到了两个月的预支经费。此时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部已纷纷向西南溃退，朱鼎卿由重庆电令湖北省政府人员及其所属各保安部队迅速撤退到四川万县的龙驹坝。湖北省政府人员和省参议会全体人员，在解放军已到巴东渡江时，才仓皇向利川逃窜，朱鼎卿成立第三兵团后，便把新省一中一部分学生及干部学校学生编了一个教导团，由朱英培任团长，编余的学生尚有千余，朱鼎卿电令我率领向龙驹坝撤退，我带领了省立恩施师范和新省一中校长李嘉诲、何钦朋及学生千余人撤退到利川汪家营，略事编组，休息了数日，经由汪家营向万县龙驹坝进发。由于汪家营乡乡长牟鸿图与 四川夔府“棒老二”(土匪)七十余人勾结，我们在利川与万县交界的齐岳山遭拦路抢劫，员生衣物被劫一空，并杀死女生一人，事后朱鼎卿派的一排护送武装才赶到。

   
    11月因事态的变化，朱鼎卿认为省府机构已无存在的必要，乃缩小编制为一个主席办公厅，分成六组，我被派为六组组长，实际上已无公可办，也已无处办公，政府到此也无形宣告结束了，省参议员及少数本省的立法委员，也随着树倒猢狲散，纷纷逃向了万县。

    到了万县以后，朱鼎卿住在沙河子，所部共约三万余人，何去何从，还有些举棋不定，民政厅长彭旷高找到了我，悄悄对我说：有个重要任务只有你的哥哥可以完成，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局势已到了这个地步，还向哪里跑，只要主席有个表示我们才得活命，我同你都是部下，绝不敢说，这件事只有托言民意，由延烈兄和文和兄(时为立法委员)去说，希望你跑跑腿。”我说：“我赞成，马上去”，当天我对哥哥说了后，他和张文和约了三十多个省参议员，由他们两人带队连夜到沙河子向朱鼎卿建议，朱答应说：“那很好，只是有些具体问题，我还得考虑一下，我明天早上回你们的信。”第二天，就是12月2日的早晨，大家都带着兴奋的心情赶到沙河子，谁知第三兵团司令部已人去楼空，朱鼎卿已于当天晚上逃往梁山去了，很多参议员们跳脚大骂朱鼎卿不讲信义。朱英培带着教导团离开万县时，我送他，他对我说，主席说：“万县者，万幸也，或许可以安全无恙，叫你们在这里等待我们回来。”我只有对他苦笑。后来从川北逃回的人说，省府秘书长戴仲明跑到梁山见朱鼎卿，朱说：“你连省政府的印都给我跑掉了，你还来干什么?”朱英培带领的教导团到了成都以西的地带，为当地的帮会武装围攻，杀死了些学生。由恩施零星逃到万县市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大部未随朱鼎卿跑，几乎全部变成了商贩，我则被万县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李满潮指定为万县市湖北临中校务委员，负责收容由恩施带来而流落在万县的湖北学生和安置湖北流亡在万县的教职人员，临中在万县上课一个学期后，始由万县文教局遣返湖北，我又被调到万县市新民中学去了。
（转载《湖北文史》，本文作者王延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