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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见闻

2014-09-15 21: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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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反正”了,武昌首义告捷,襄阳光复成功,使我们这些当年住在穷乡僻壤的黎民百姓也受到影响。晚清末年,朝政腐败,列强入侵,我们这些黎民百姓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襄阳光复后,城里的人来说:“道台跑了!”“知府、知县大人也跑了!”甚至连旗人也跑了。我们喜出望外,老百姓有救了。当时官场的老爷们纷纷“反正”,当了“革命党”。过了不久,城里又打起来了,老百姓感到奇怪:既然都是“革命党”,为啥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城里来的人说,革命军在打自己的一个招讨使,因为两方都想占襄阳这块地盘。当官、当兵的要“反正”,老百姓也要“反正”。清兵入关时曾要汉人像满人一样留一条辫子,以示顺民。现在清朝推翻了,这个“顺民”的标志辫子当然要剪掉,这也是“反正”的标志。可是,老百姓当了两百多年的“顺民”,要剪辫子都不大习惯。成天提防有人来剪。年轻人自己剪,留一头长不长、短不短的“二道毛”,人们称它“马桶盖”。年经大的舍不得剪,就把辫子盘在头上,戴上一顶帽子,遮人耳目。但是,剪辫子的人还是很热心的,从县城剪到镇上,从镇上剪到乡下,小孩子最喜欢看热闹,见到剪辫子就拥上去看,哄然大笑。“反正”对官老爷也说不上有什么损害。我们族间的一位祖父原是清朝吏部员外郎,“反正”后官做不成了,就带着大老婆、小老婆、少爷、小姐,大小箱笼、金银财宝、文物典籍,浩浩荡荡、太太平平地回到老家来享清福。

    “反正”后的“新生事物”
    “反正”以后,“新生事物”当然也就应运而生。首先是宣统皇帝“让位”了,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到了1912年,就不是宣统的年号,叫做中华民国元年。老百姓过惯了阴历年,现在又加上了一个阳历年,要实行什么公历,因此出现了一“公岁”等于“两岁”的笑话。过年写捷报条时,中华民国的民字要写成“?”,说这是表示老百姓出了头。实际上官还是官,民还是民,老百姓谁也不敢出头,只不过秀才、举人老爷的红缨帽子不戴了,补子官服不穿了,戴上了瓜皮帽,穿上了长袍马褂,知县换名为县知事,千总、把总改名叫队官,他们和过去的老爷一样威风,出门还是坐在穷苦人抬的轿子里,秀才、举人成了“绅士”、“联庄自治”的总保董。照样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老百姓照样交租完课税,还是“王八有钱鳖老爷,有钱的大三辈,无钱的小三辈”。最滑稽的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我们这些还在读书的学生娃也不知“民国”的好处在哪里。东津镇上有个同善党,反正后改为公立学堂。学堂里供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之神位”,每逢初一、十五,我们还是拿红纸封好的香钱恭恭敬敬地送给先生。然后由先生拿着香纸蜡烛,带着我们向孔圣人行三跪九叩之礼。我们的先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贡生。先生的桌子上照样摆着戒尺(俗称竹板子)。我们稍有一点不如先生的意,先生不是打我们的手心,就是要我们脱下裤子打屁股。我们读的书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有时也会教读一本国文,国文里面画有清朝的龙旗,课文是“张龙旗,乘长风,龙旗所指,自南至北,自西至东”等等;我们也开始学洋操,在操场上我们唱的是“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在学堂,圣天子,图自强……”。实在使人分不清是现在的“民国”,还是“前清”。

    形形色色的革命党人
    晚清末期,人们经常议论革命党,但什么叫革命党,我们就不懂得了。等到“反正”以后,就冒出了许多革命党人,我们本乡本土的就有几个,说说这些人的经历,也可以看一看“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党了。

    李端成,是个当兵出身的人。他原在四川当兵,在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当了个小军官。辛亥革命后,他娶了一个四川妇女作老婆,带了几个钱回到东津小镇上磨豆腐、种菜园,过着清苦的日子。这个人很正派,不跟有钱有势的绅士往来,不干邪门歪道的事,也不爱说话,平常只卖他的豆腐小菜,两口子勤扒苦做,日子却越过越苦。国民党改组后,他听到我们学生告诉他: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受鼓舞,他就在民国十四年加入了国民党,在乡下联络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搞农民运动很积极。在工作中,他又听到一些有关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宣传,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热心革命、不怕艰苦的劲头,就在民国十五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后,工作更加努力,成了家乡农民最拥护的农民运动领袖。到1927年宁汉合流后,他却成了地主、土豪劣绅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光荣地牺牲了。

    王殿甲,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他是一个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当上了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了东泽镇上的绅士。他回来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他和绅士们常来常往,镇上处理大小事情,他是酒席上少不了的人物。

    樊德斋,他书读的不多,字也识的少,自幼在“樊聚盛”木场当学徒,后来当上了管事先生。他利用这点社会基础和商业知识,同鄂西北、豫西等地的木材商人做生意、交朋友;他在汉阳当“庄客”时,又结交了湖南的木材商人。这样,他就在东津开了个“德盛厚”的小木场。他没权没势,生意做不开,发不了财。辛亥革命时,东津的江湖会有一定势力,他就与江湖会结合起来,在地方上建立保卫团,他当了团总,还当了东津的区长,这才在襄阳站住了脚,和襄阳的绅商老爷们平起平坐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上有优势,他成了大绅士、大财主。大革命时期,他的儿子樊静远参加了共产党,樊家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为此,樊德斋又在襄阳坐过国民党的监牢。

    宋三,说不上是什么革命党,原本是乡镇上地主的狗腿子,是人们瞧不起的二流子。可是财主老爷们喜欢他,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宋德山。辛亥革命后,他当了连长那么大的一个队官,大家也把他看作革命党。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原来人人喊他“宋三”,也改口称他“宋三爷”了。

    刘仲文,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公。是我们乡间闻名的“刘百万”,为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他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凡革命事业需要用钱,他总是慷慨解囊,是有名的革命党领袖之一。

    我们乡镇的几个革命党人物,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人或民主进步人士,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有的后来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土豪劣绅,终于身败名裂,被人民唾骂。(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五辑,本文作者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