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是我党历史上艰难而又有希望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回想当年，林、江一伙造成全国长时间的严重动乱，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遭受深重摧残，令人心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祖国大地枯木逢春，湖北省的统战工作也开始了新生。在新世纪之初、在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之际，许多往事历历在目。笔者曾在省委统战部工作20余年，现就记忆和手边资料对当时的统战工作情况作一粗略回顾，以求各界人士指教。
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艰难恢复运转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湖北省统战、政协工作遭受到空前劫难。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全盘否定湖北统战工作成就，公开诬蔑“省政协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伞”，“省委统战部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各界爱国人士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暗地还鼓动一些党外人士“要大胆怀疑”、“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挑起“打派仗”，把统战系统搞得乌烟瘴气。“文革”之初，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因写《海瑞罢官》被打成“三家村”成员，加上历史“偏见”，给其组织带来巨大影响。1966年8月27日，我省当时的红卫兵组织“限令”省民革、省民盟立即“解散”。一时间，人心惶惶，一些成员纷纷声明“退出”，机关被迁出(临时找办公地点)。1967年1月间，武汉地区某些组织在统战系统大搞“打砸抢”，不仅抢劫了省委统战部的档案材料，还强占了省政协办公大楼，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和“指挥部”，致使省委统战部及统战系统各个部门完全瘫痪，广大的爱国人士和干部群众经受了严峻的煅炼和考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给予了宝贵的关怀，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1971年9月林彪“机毁人亡”以后，省委根据党中央有关“通知”精神，于11月以省委名义召开了省直机关部分爱国人士参加的关于通报林彪叛逃事件的座谈会，省委书记姜一、潘振武到会传达中央三个文件。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原副省长、正副厅局长、民主党派代表人物以及起义投诚人员等86人到会听了传达，对因病不能到会的34人均送文件上门，逐个进行传达。这种规格的活动是当时我省“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引起了广大党外人士对“文化大革命”成败和国家前途的深沉思考，也为恢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传统带来了转机。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省委决定于1972年10月恢复的——这是在“四人帮”横行之时，全国最早恢复的省级党委统战部之一。
省委统战部当时内设办公室和一、二处等机构，定编26人，干部主要从原省直机关调配。部长为原省委老委员、老红军、老部长胡金魁，副部长为原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张彦明，秘书长由原省人委驻京办事处主任、时任省革委会民主人士学习班负责人蔡捷担任。办公地址先后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后院平房、灰楼和红楼内办公。部办公室有李振阶(后调整到省政协)、刘敦藻、王楚杰(后调整到二处)、蒙美路等，主要负责上下联系、文件收发、文书打字、接待与生活服务等各项业务工作。一处有张杰武等，主要负责原工商、侨务(此项工作于次年7月转到省民政局)等各项业务工作。二处有安平等，主要负责党内外干部人事、民主党派等各项业务工作。次年，刘、张、安分别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一处和二处副处长。几年以后又增设了三处(负责民族、宗教工作)和台办等机构。
1974年10月，省委统战部恢复后第一次组织各界上层爱国人士赴湖南长沙、韶山参观学习。图为参观团与韶山特区党委负责同志合影(第三排右六为作者)省委统战部作为省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它的恢复重建使党内外受到巨大鼓舞，也给统战工作带来了希望，各项工作在排除各种干扰中都有了一个好的起步。
其一，逐步恢复各项活动。为开拓工作思路，1972年11月初，部领导派人到中央统战部军管组汇报工作，了解全国统战工作态势；几个月后又派李振阶等到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市，了解统战工作及政协开展活动情况。在省委领导下，几年中曾召开过10余次不同层次的统战工作负责人会议，一次或几次台胞台属工作座谈会、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等，恢复了对辛亥首义、对孙中山先生诞生和逝世纪念活动、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活动等。例如，1973年1月16日-18日，“文革”以来第一次以部名义召开了部分地市县委统战工作座谈会，了解各地统战工作情况，研究有关侨务工作意见。同年1月22日，“文革”以来第一次以部名义召开原省直机关全体爱国人士会议，传达我省五级干部会议精神、进行学习讨论。7月3日，以部名义第一次召开大型企事业党委分管统战工作的负责人座谈会，讨论做好台胞眷属工作。9月30日，第一次召开省直和在汉爱国人士、高级知识分子20余人座谈会，庆祝新中国成立24周年。10月9日，第一次邀集在汉辛亥老人举行茶话会，纪念辛亥首义62周年，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到会讲话，出席会议的有赵楚屏等辛亥老人12人，有全国政协委员陶述曾、唐哲、朱鼎卿、彭杰如及各方有关人士，有省市委统战部负责人胡金魁、熊飞、张彦明、蔡捷等。11月11日，湖北省暨武汉市第一次举行各界人士53人座谈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07周年，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潘振武出席。1974年10月，第一次组织省直各界知名人士22人赴外省湖南韶山参观学习，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毛致用等接见了参观团全体人员。等等。这些“第一次”，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省委、省市政协负责人和省市委统战部领导都很重视；各界爱国人士作为一种“政治荣誉”，也乐意参加。但是，来自各方干扰时有发生：统战部恢复不久，有位自称是“女扮男装老红军”(经过调查不是“老红军”)曾受统战部“迫害”，如不恢复她的“公职”就要叫你统战部不得“安宁”；有位“下放干部”多次上门来，如不让他“复职”就要“大字报上街、揭某某的老底”；特别是1974年间，一批帮派骨干几百人冲击红楼，要求正确对待“造**派”……这些“麻烦”虽都得到严肃处理，但给统战工作的正常运转还是带来不少干扰。
其二，组织各界党外人士学习时事政治。在那个特殊年代，“学习”是最时髦的事，作为被冲击、被压抑的党外人士，要想跟上形势，也确实需要学习。省委统战部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大精力，包括先后五次组织各界爱国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赴韶山、长沙以及省内宜昌、沙市、襄樊等地参观考察，接受革命传统和形势教育。在1973～1977年间，组织各界爱国人士学习更是“家常便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0余次。有两件事记忆犹新：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有位党外朋友问我：“你记不记得，在民主人士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时，有位宋先生只祝毛主席、不祝副统帅，说他北伐时了解林彪，他不够资格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我说，“记得，终身不忘，当时学习班领导让他在班上接受‘教育’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件事就是1975年评批《水浒》时，广大爱国人士态度消极，不少人在会上公开表示“感到突然”、“不理解”。这两件事表明，当时许多正直的爱国人士心里想的是什么?在粉碎“四个帮”后不久，省委统战部组织有代表性人士参加武汉地区军民上百万人的盛大集会游行，大家积极要求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接着便组织学习座谈。在此基础上，省委统战部于11月19日正式召开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大会，省直各界爱国人士120多人到会，省政协副主席唐哲、孙耀华及黎嗣林等7人在大会上带头发言。在学习1977年元旦社论时，大家看到多年来党报社论中第一次提到“发展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引起热烈讨论，流露出一种对“四人帮”的仇恨，特殊的兴奋与感慨难以言表。直到年底，从揭批“四人帮”到揭批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罪行，人们口诛笔伐，件件桩桩带血带泪。各界爱国人士就是在不断揭批“四人帮”过程中提高了觉悟，从思想到行动基本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那种“心怀余悸、沉默寡言”的抵触情绪一扫而光。
其三，处理查抄财物和来信来访。经毛主席“圈阅”下发的中共中央中发〔1971〕12号文件，即关于对“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进行清理和退还的有关规定。这是一个在当时条件下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文件。省委抽调干部成立了“处理查抄财物办公室”。当时省委统战部尚未恢复。在民主人士学习班工作的蒙美路、徐久华、贺秀美、姚云珍等和我(后期)会同省“查办”的同志参与了这项工作。统战部恢复后，于1972年底不完全摸底，在全省重点统战对象5597人中有1603人有被“查抄”的问题，当年对查抄财物进行变卖或折款退还633518元、退物9627件。实际上，据各地1978年报来的数字，全省统战人士中被“查抄”的有2万多户，这一工作便纳入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时一并办理。
省委统战部恢复以后，党外人士不断来信来访。我曾将1973和1978年作过比较。1973年一年内，按二处业务范围经我手处理的来信108件、来访60多人次，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不少家属子女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工作调动或安排问题(包括升学、招工等)，部分人对历史问题处理不服、或要求解决政审结论以及落实某项政策问题等。1978年1～11月，按二处业务范围，经我手直接处理的来信240多件，来访120多人次，共160多人。这些来信来访与1973年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来信来访者身份高的人多了：不仅有一般社会人员、家属子女，还有不少著名学者、著名演员、伪军政界人士、政协和民主党派上层人士，要求解决的问题更广泛，大量的是涉及错划右派、历史冤案、起义投诚认定、生活待遇、家属子女受株连等政策问题，还有少数来信要求恢复民主党派活动、提出对台工作建议等。当时对这些来信，二处处理的原则是：凡属本处业务范围的来信来访，有所属的转请所属单位处理(一般都提出原则性处理意见或建议)；无所属的由我们根据党的有关规定，重申有关政策或在调查基础上予以恰当处理。对于反映比较集中的大问题，则通过部里写出报告，提出意见，请示省委。例如，1978年1～4月，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及家属子女就有29人来信达50余件、来访40多人次，强烈要求落实对他们的政策。他们中戴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9人，戴了地主分子帽子的2人，戴了坏分子帽子的1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判过刑的5人，开除公职的7人，劳教的1人，押回原籍和下放农村的9人，退职的2人；个人成分定伪官吏的1人。他们来信来访，要求摘帽和恢复工作，按政策正确对待其家属子女的入党、参军、升学、招工和生活待遇，补发“运动”中被扣减的工资、澄清错误批判与处理的不适之词，并切实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照顾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面对这些来信来访，经二处领导研究，嘱我以部办名义写了《关于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信访情况和处理意见》，以《统战工作简报》形式上报省委有关领导，并发与信访人员有关的地市委统战部门，建议各地对此类问题进行一次调查研究，按党的一贯政策(我列出了六七个文件)恰当解决。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工作全面展开之前，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三中全会后不久，对某些情况也采取过“特事特办”作法。原省工业厅副厅长陈××(于1977年8月病故)，系无党派人士，“文革”中有关组织曾作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并经省委1975年元月批准：撤职降薪，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是，陈的四个儿子多次来信来访，要求对其父“政治历史问题”进行重新审理。1979年10月23日，我按部领导意见，以部名义给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撤销陈×ד历史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陈××参加工作30年来，总的表现是好的，其子女均属国家干部，建议撤销原“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作为爱国人士对待，补开追悼会、恢复政治名誉。省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按其子女提出的名单，通知到陈××的所有亲友及其单位。第二年5月，其子女又给部领导写信来，要求补发其父抚恤费，这也按有关规定给予了补发。对于一个已经定性和处理过的问题，作出“撤销”的决定，在当时就是一个大胆的“特事特办”了。
处理查抄财物和来信来访，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拉开了序幕，至于全面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完全解决“文革”中民主人士学习班的问题、大力安排各界人士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解决党内外合作共事关系问题等，拟另作专题，这里从略。
其四，在实践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省委统战部的基本职能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具体任务涉及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有关团体、经济领域、祖国统一、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包括调查了解全面情况，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协调党与党外人士和党政各有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现、考察和安排使用各方面党外人士。具体业务非常广泛。以1973年为例。这一年，省委统战部刚恢复，各项工作都处在起步和摸索阶段。部领导先后召开过地市县、省直及企事业单位统战工作座谈会5次，研究工作和传达精神；召开各界人士学习会、传达会、有关纪念座谈会等9次，其他活动2次；以本部名义起草有关台、侨、工商等方面政策性文件5件，其中3件经省委批转各地执行；组织机关干部讨论处室工作职责，下去检查工作或到外地取经3次。这些工作和活动此后每年基本都有，有同有异，而且内容和形式都更加丰富多彩。通过开展这些工作，对全省统一战线系统党内外人员素质的提高、机构的建立、干部的配备都是一个促进。据了解，各地市县及省直大型单位在“文革”前的统战机构不是很健全，1965年全省各级统战部67个、干部不到300人。“四人帮”被粉碎以前的1975年，各级统战部只有专干170多人，而且思想状况参差不齐。到了1977年，据荆州、宜昌、恩施反映，这三个地区县市统战机构建设仍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有统战部，配有正副部长及若干专干；二是只有一块牌子、一张桌子、一个公章、一个干部；三是什么都没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好转。1981年初，全省八地六市全部建有统战部(个别正筹建)，在88个县级行政区(72县、4县级市、11个城市区、1个林区)中有72个恢复或新建立了统战部，部分院校厂矿也建有统战机构，共配专干近500人，其中省委统战部40多人，一支专业统战干部队伍才初步形成。
湖北省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终于胜利召开
省政协机构的正式恢复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由于“左”的错误在全国占主导地位，加之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身患重病，致使1975年初召开全国人大第四届第一次会议时(我省有刘劲等6位党外人士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未能同时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很关心，对于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问题，曾以党中央名义专门发过文件。根据中央精神，省委常委会于1975年10月28日讨论了省委统战部的报告，决定恢复省政协活动。省委领导明确提出：一、省政协不是夺了权的单位，也不能说再成立什么小组，是继续打出招牌进行工作的问题。参事室、文史馆也未夺权，同样可以继续打出招牌进行工作。二、在下届政协未开会前，党内外原来的副主席仍保留其职，由胡金魁牵头，政协机关日常工作在省委统战部领导下进行。此后，省政协有李振阶等几位同志处理日常事务。
省政协恢复活动后，除了继续组织省直有关党外人士进行学习以外，正式对外打出招牌是1976年3月12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各界人士举行纪念仪式，纪念孙中山逝世51周年。参加单位有省、市革委会，政协省、市委员会，省、市委统战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遗像敬献了花蓝。此后，胡金魁、唐哲、孙耀华等，在一些重要场合均以省政协副主席身份参加或发表讲话，有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的大型活动，也是以其身份相介绍。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以省政协名义向周恩来遗像敬献了花蓝。省政协单独开展的第一个活动，是1967年3月8日举行的各界妇女座谈会，出席人员有在汉的民主党派中委、省政协常委、委员、台胞、部分知名人士以及爱国人士遗属等40余人，省政协和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出席并讲了话。各界妇女欢聚一堂，共庆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三八”妇女节，个个精神抖擞，气氛活跃。
省政协换届工作准备的时间比较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次讲到统战工作和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提出要尽快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此精神推动下，省委于1977年初，决定由省委统战部、组织部配合着手全省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省委统战部以二处为主，抽调少量干部担此任务。部领导曾派人到中央统战部和部分省市咨询和考察取经，又深入省内地市基层单位调查研究、摸底排队。在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两部按中央规定精神多次召开座谈会、协商会，充分征求党内外意见，最后提出了省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归国侨胞、特别邀请人士等23个界别和单位506名和常委以上组成人员名单(同时还推选出第五届省人大党外人士代表88人)，较上届363人增加了143名，按干部分管程序报经省委和中央批准。在省委领导下，1977年12月29日，停顿了13年的省政协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昌洪山礼堂隆重举行。开幕时，省委第二书记陈丕显、省委书记张玉华、韩宁夫、王克文、顾大椿等出席了大会。韩宁夫致开幕词。胡金魁副主席代表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会作上届常委会工作报告。会后分组进行了审议。全体委员列席了省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1月5日，会议选举产生了政协湖北省第四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并通过了上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本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当选为省政协主席，韩宁夫、阎钧、胡金魁、唐哲、陶述曾、孙耀华、余益庵、黄宏儒、伍献文、王之卓、华煜卿、章文才、高尚荫为副主席，张彦明为秘书长，王开*4等65人为常务委员。
省政协会议的召开及其机构的正式恢复，使党内外各界人士深受鼓舞，也为开创我省统战、政协工作新局面打下了基础。但有些现象仍给人们留下了一些疑虑。这在当时条件下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这次省人大开幕会上宣读了赵辛初从南方某地发给人大的致贺信，向大会请假并祝大会圆满成功。此时，我作为政协会上工作人员立即意识到，赵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和省政协主席候选人，不但没有在政协开幕时向政协会议发致贺信和请假，就是给人大信中也只字未提政协开会的事，这个“疏忽”的结果：他的得票数少于多数副主席。政协会议闭幕后，接着在武昌首义路“省二招”举行省政协第四届首次常委会，我看见陶述曾、唐哲、肖慧纳(王任重的夫人)等一个个走进会场，心里十分高兴。韩宁夫副主席主持会议，张彦明秘书长在会上提议：鉴于政协日常工作需要，建议设立一个秘书处，下设两个科……。他的话未说完，会议主持人当即表态：“政协嘛，政协设几个秘书，管管生活就可以了。”这句话出自主要领导之口，会议立即冷场。稍时，还是省委“老资格”王志浩打破沉默，他说政协工作应有一个适当的工作班子。接着，武汉市的“老资格”王加善及部分常委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可是这一议题在会上并没有明确结果。会议时间不长，主持人讲了几句希望的话后即宣布散会。我当时坐在常委们后边作记录，对会上情况感到茫然。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到2月3日举行第二次常委会时，通过了“1978年工作要点”，指出：“根据工作需要，在党领导下建立和健全本会秘书处、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以及必要的工作组。”这样，省政协的工作机构得到解决，而且比“文革”前的“两委两组”(学委会、文史委员会、社会联络组、家属妇女组)更为完善。以上两件事，在少数委员和工作人员中曾有过一些议论。事实上，部分领导对政协工作缺乏热心或认识，在当时毫不为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
1979年6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政协的基本理论，使全国各级政协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新的发展。此后，我省政协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内部机构逐步完善，秘书处、文史办、学委会办、行管科等办事机构，陆续配有20来名干部，日常工作由副秘书长尹宇屏、谢直主持。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省政协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通过狠抓拨乱反正，坚持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包括组织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叶剑英委员长1979年的国庆讲话等，围绕修改党章、修改宪法、修改政协章程、组织专题调查、专题座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等活动，认真履行人民政协职能，在我省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委、省政府领导把政协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加以重视，保证了省政协每次会议都能如期举行，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出席政协有关会议或亲自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有关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传达有关精神，征求、听取意见。1978年4月14日，省委向中央请示，拟设置或恢复省以下政协地方委员会，得到批准。在省委领导的关心下，省政协的机关建设以及对地市州县(市)政协工作的联系和指导都有所加强，人们对政协的观念也有明显改变。当时各级要求恢复或新建政协组织，省委领导都予支持。具体程序是：各县市委根据统战工作任务和对象情况，向地市委写出报告，提出恢复或新建政协组织的意见，地市委再综合报到省委，省委领导对地市委报告一般都予“照准”，并由省委统战部以文件形式转达省委领导意见，即同意恢复或新建政协机构。至于政协干部配备、调资等，省委均委托省委统战部按照省委组织部与统战部商定的“分管、协管”干部名称表，按程序报批。这些工作均由省委统战部二处具体负责，我是承办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到1981年底，全省有6市、52县(市区)分别召开了或正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已建或正筹建政协机构，已配专干约200人(含省)，比1965年的5市、24县(区)和省共30个政协机构、100来个专干，都有明显发展，为开创新局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湖北省各民主党派有关团体迎来新生
我省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随着统战工作的进展逐步得到恢复。“文革”中民主党派是重灾区，从成员到组织都搞得七零八落。1973年3月上旬，省委统战部领导让我做过一次统计。我对各地市、省直各单位报来的名单和有关数字(很不完整)，对照1965年有关名册，参考其他一些资料，着重对个别联系成员、省直单位成员、新建单位调入成员等，逐个核对(有时为找一个人的下落，老名册上找不到，我便从报来的或其他资料、包括档案中查找，尽可能找到其下落是“调走了”、“死亡了”……有时为找一个人的下落，还打电话查询)。最后统计为：全省七个民主党派(当时没有致公党)，1965年有成员4755人，1973年3月有成员3290人，减少1465人。减少的原因，据当时了解，主要是死亡、“文革”中失踪、久失联系已找不到下落，另有少数单位撤销或调出外省等一时难以查清。1977年冬，党中央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把工作活跃起来”，“设立政协的地方，民主党派可以同时恢复活动。”为了适应这个形势，省委统战部决定抽调陈月文等到民主党派帮助做恢复工作。
“文革”前我省有民革、民盟两个省级组织。它们的恢复是分步进行的。1978年2月，省民革、省民盟在各自党派中央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与关怀下，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省民革领导小组由陶述曾任组长、钱远铎任副组长，成员有朱鼎卿、刘叔鹤、段国杰、杨春波、方暾。省民盟领导小组由唐哲任组长，成员有何钦圣、许祖岷、靳明辅、李素训、公立华、周大璞、丁诗健、左国辉。领导小组成立后，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成员思想和基层组织，推动各级组织恢复活动，组织成员学习与揭批林彪、江青“四人帮”罪行，协助改正错划右派、开展为“四化”建设服务等，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当时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国各民主党派自1957年“反右”以后20多年基本没有发展成员，造成严重青黄不接，这给恢复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各级党委和省委统战部对此很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对某些要求入党的党外人士，经做工作有意“不批准入党”、在档案中注明“够入党条件”等，并协助做好发展工作，吸收了一批骨干分子(全省各民主党派在1979年内新发展成员173人)。经过一段工作之后，于1980年2月23至27日，在武昌分别召开了省民革第六次、省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省委领导韩宁夫、王群、任中林、黎韦等出席大会，省委书记、新任省政协主席许道琦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表示热烈祝贺。省民革选出第四届委员会，陶述曾为主委，朱鼎卿、刘叔鹤、钱远铎、杨春波为副主委，方暾等9人为常委，钱远铎兼任秘书长。两个大会都开得很成功，使民主党派工作紧紧围绕中共路线，在逐步恢复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为适应新的形势，省民主党派领导机关都设立了不同的工作机构。如省民革设有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对台工作委员会(不久改为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为四化服务工作委员会等，办起了湖北首义业校(后改为湖北中山业校)、武汉中山咨询开发公司等，为推动组织发展、培养社会人才、接待探亲讲学经商三胞、组写对台宣传稿件、发送“空飘”信物、协助落实政策等等，工作非常活跃，成效也显著，并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省民盟在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服务中，显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二三年内新发展成员近千人。省民革、省民盟两个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工作的活跃，促进了我省民主党派工作的新发展。
省台盟是在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由爱国台胞于1947年11月在香港成立，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在台湾实行自治。1956年在我省成立台盟总部直属小组，6名成员。1979年8月恢复了小组活动，11月29日改为省支部，并于1980年2月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选出省支部第一届委员会，主委曾重郎，副主委江水生、戴见能(后增补)，秘书长林春水。由于成员增加较快，1984年4月9日召开第三次盟员大会，经台盟总部同意改组为台盟省分部，选举戴见能为主委，林春水、康清泉、潘家成为副主委，郭水烟任秘书长。省委副书记沈因洛出席大会，代表省委表示祝贺。省台盟配合开展对台宣传、研究反映海峡两岸台胞台属和海外台胞及知识分子情况，做好团结联谊和牵线搭桥工作等，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服务做出了新贡献。
1980年前后，武汉、黄石等部分省辖市的各民主党派组织大多数恢复了活动，或已召开新的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省直一些基层单位的支部(或小组)也选出了新的负责人员。在此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工作，民主党派新成员稳步增加，分布在全省大中城市和部分县市，工作也越来越活跃。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原来没有省级组织的民建、农工、九三、民进等民主党派，按照章程规定，经其中央批准和中共湖北省委备案，在武汉市级组织的基础上，均于1982年前后成立了各自省级组织筹委会，1984年前后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级组织，给我省民主党派工作带来了蓬勃生机，增添了新的光彩。
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51年，向来有“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良传统。“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曾被宣布“撤销”。1978年4月，在中共湖北省委的关心下，成立了省工商联筹备组，华煜卿、秦育之、赵厚甫、马公瑾、黄师让为成员。当时根据中央统战部乌兰夫部长关于落实八项政策的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协助落实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上。1980年2月，省工商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执委106人，华煜卿为主委，秦育之、甄解放、冯益民、赵厚甫、马公瑾、黄师让、刘梅生、周兹柏、平麟伯为副主委，马公瑾兼秘书长。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总任务的要求，确定把工商联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四化”上来。此后，全省各级工商联组织逐步恢复活动，一批老工商界人士被安排为全国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的被选为市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工商界为经济服务有很大优势。1980年6月和1981年12月，省工商联先后召开了两次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成员中先进人物的事迹——工商界中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们，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如喷泉迸发，特别是在经济咨询、人才培训方面，成绩卓著。对外联络工作也逐步加强。一段时间内，向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某些重大建议，内容涉及调整商业网点，维修更新机械设备，改进加工制造，搞活工矿企业，恢复发展中药材、传统食品、茶业生产、苎麻生产和开发改造我省电力、纺织工业等。这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曾引起许多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报纸、电台广泛宣传，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工商界的老观念，也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为“四化”服务的信心。
湖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是一个新建机构。1981年11月19日成立省台联筹备小组，由曾重郎任组长，江水生、牟永宁任副组长，成员有廖献祥、贾藤武、吴*5塔、廖美雪，制定了省台联会章程。次年2月9日举行省台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有50多人出席，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曾重郎为会长，江水生、牟永宁为副会长，吴*5塔为秘书长。省委书记许道琦、副书记黎韦到会讲话，副省长李夫全、省政协副主席何定华及省市各有关部门、团体、武汉军区和省军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祝贺。此后，省台联在学习宣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联络海内外各界人士为祖国建设和和平统一服务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随着各项统战工作的活跃和发展，湖北省参事室、文史馆相继恢复活动，并聘任了一批新成员。五大宗教团体及其首批10多处宗教场所陆续恢复正常活动。
全省各级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恢复和新建，使机关建设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主要是办公用房、工作条件、编制经费、人员调配、干部待遇，以及各民主党派组织分工发展成员问题等。为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省委、省政府和省委统战部领导，不仅在有关会议上向各有关方面进行部署或呼吁，并多次通过协商，制定措施，特别是统战部门曾列为重要日程帮助贯彻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据1980年底不完全统计，全省各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宗教等有关团体，已配备专干200余人，这比1965年全省共600多人还少2/3以上，可见自身建设问题在当时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好在这个问题已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各党派团体都核实或增加了编制，调配了一部分合适的干部，包括从武大、华师等高校选调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党派、工商联工作，核准和增加了经费，调拨了车辆，修盖了职工宿舍，从灰楼和烈士祠初步调整解决了办公用房等。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还曾多次亲临党派、团体机关看望大家，并听取意见。在当时，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一般反映是好的，对省委及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比较满意。大家明显感受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温暖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省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已经向我们走来，她将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更靓美!(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三辑，本文作者胡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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