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我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少将设计委员闲职，后以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先生(王为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我相交甚笃)之邀，赴鄂西咸丰，就湖北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职，次年(1946)2月，奉调一区专员，至1947年夏，奉国民政府社会部(时部长为谷正纲)令，调我至该部任社会福利主管止，为时逾二年。兹将湖北时期经历略述之，以为历史留点鸿爪而已。
调主鄂省七区区政
中训团教育长王东原于1944年夏接任湖北省主席职，驻节鄂西恩施。是年冬，高级班一期同学，时任鄂省民政厅长之刘公武兄自恩施来渝，转达王之邀意：请我就鄂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职。时为抗战之最艰苦阶段，日军攻陷桂林、南宁，重庆危急，人心惶惶。我允之，遂于次年(1945）4月乘车前往专署驻地鄂西咸丰履新，同行者有万光国（专署总务科长)、吴熹(专署代理秘书，系战三团毕业生)、王昆禄(专署会计)、谢亚云(副官)等，家眷亦随行。
鄂西为抗战之大后方，为日军尚未插足之地，亦为陪都重庆之屏障，惟地瘠民贫，粮产不丰，且教育落后。七区下辖恩施、巴东、来凤、利川、建始、鹤峰、宣恩、咸丰八县。
为配合盟军反攻，奉令督征民夫，抢修来凤机场
到任伊始，正值抗战之战略反攻阶段，时军事委员会与美国援华顾问团决定共同修建位于鄂湘边界之来凤机场，以为盟军飞机降落之用。除由美方出部分经费及技术外，余均由军委会派遣技术人员组建修建工程处来实施，需征用大量民工。来凤属七区所辖，余奉令乃召集属下各县县长开会，布置各县按乡派征民工之任务，且促民工日夜赶工。后机场未及修峻，日军即已投降。
咸丰县长陈文被控案
咸丰县长陈文，非鄂籍人，为人忠厚，但缺乏地方行政经验及得力助手，加之专署驻地咸丰县代表地方势力的县临时参议会与县政府矛盾甚深，后被人控告为贪污，县参议会并将此事上报省临时参议会(时议长为沈肇年氏)转呈省府查办。省府侦办结果，认为证据不足；陈闻后亦不服，指县参议会为土劣，封建余孽，进而引发该县参议会议长徐某被拘事件。至是，某些所谓民意代表，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推波助澜，宣达于媒体，并指我袒护陈氏。省府为息事宁人，安抚地方势力，只有将陈撤职，遗职由我兼代，至新任李县长到任止。
在恩施庆祝抗战胜利，主持七区县长会议
民国34年(1945)夏，美国在日本广岛及长崎先后投下二枚原子弹，苏联亦遵守国际公约之决定，派兵进入东北，并击溃了日本关东军。日皇裕仁始下令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之日终于来临。消息传来，全国一片欢腾。时余适在鄂省战时省府所在地恩施公干。眼见施恒各处，爆竹声声，不绝于耳，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嗣参加省府之庆祝大会，宣布不日将还治武昌，七区专署亦将迁址恩施办公。
不数日，于省干训团(高级班同学陈必贶任干训团教育长)会议室主持“第七区县长会议”，召集属下八县县长参加，计到：
咸丰县长李澄闲、宣恩县长董中生、来风县长刘瀛洲、鹤峰县长鲁坚、恩施县长何敬铭、建始县长金重威、利川县长蒋铭、巴东县长张世爱，并邀王主席东原及各厅主管临会指导。会中，就抗战胜利后七区之工作，包括（1）如何安定后方秩序；(2)如何发展地方经济；（3)如何提高教育效能；(4)如何促进地方自治诸问题，进行了讨论。
省府复员后七区工作计划大纲之制定
在七区县长会议中，各县长踊跃发言，气氛热烈。会后全体通过决议，即《省府复员后第七区工作计划大纲》，大纲内容包括上述四方面及临时动议等凡52项。涤分搂析，纲举目张，无挂一漏万之嫌，具革故鼎新之效。嗣后不久，下辖八县亦相继制订各县施政计划纲要，以配合民国35年(1946)之“建设筹备年”，奠立新政强固基础，一般舆论反映亦较好，誉之为鄂西170万父老昆季之幸也。
内弟祁式潜为军统拘捕，我为之说项
内弟祁式潜(乐陶)1943年冬携妻居瀛棣(居正之六女)抵渝，后由居正关系，安排至重庆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实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1945年8月，我突接常州同乡，时任重庆卫戌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之张达一电，谓：“君之内弟祁乐陶云费巩教授失踪之事为君所告，是否盼复。”突接电文，颇感蹊跷。我与张达素味平生，只是1943年前后在几次常州旅渝同乡之聚餐会中，方互知对方，然并无来往，渠如何知道我与祁式潜的关系?再者，费巩教授我亦不认识，更不知其失踪内幕，亦从末与祁式潜谈起，祁如何说是我告诉他的?经与内子分析，认为祁可能已被捕，而被捕原因可能与费巩失踪案有关，且祁认为以我之地位及关系，即便说了也不会有事，故推说是听我讲的，以应付询问。我旋复电张达，大意是说，关于费巩教授失踪案，我似与祁式潜讲过。
电报发出不久，又迭接岳母(即祁的母亲)自渝来函，证实祁已被捕，关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望我速至渝救他。我因当时公务缠身，不克分身，乃决定由我亲函张达一信，由副官谢亚云专程带往重庆面呈，担保祁无甚问题，请予以关照。谢副官抵渝谒张达后，方知祁日前已由其岳丈居正保释回家，一幕有惊无险的事，就此落幕。
省府恩施办事处及军政联席会议之设立
鄂省政府于民国34年(1945)9月还治武昌后，为确保鄂西地方治安(鄂西盗匪甚多)，乃于10月设省府恩施办事处，以省政府委员黄仲恂(前中训团副教育长)任主任。抗战胜利后，原负责(恩)施、巴(东)一带治安防务之施巴警备司令部奉令裁撤，其所辖业务由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接办。时值冬防期间，乃就商于黄委员仲询、师管区司令丁友松等，组织恩施军政联席会议，统一指挥附近驻防部队，分区负责维持治安。军政联席会议由黄仲恂兼主任，余及丁友松兼任副主任，具体事宜则由师管区及保安司令部人员负责办理与实施。
赴鄂西各县及乡镇视察
为考察乡镇及农村状况，民国34年秋冬季，余尝巡视各县。时鄂西山地，交通不便，有些地方连公路都没有，乃徒步前往，自恩施出发，南往宣恩，北至建始、巴东，及沿途各乡镇三里店、野三关、茶店子等处，对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乡镇造产，垦荒造林，种草畜牧等各项事业，颇有感触。回施后，即据考查所得，草成建设鄂西计划，提出利用山区特产，发展经济之构想，颇为当地人士所注意。
《建设新鄂西的途径》之撰写
鄂西诸县，虽属地瘠民贫，然据视察所悉，其经济开发，前途可观。惟需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区特有之农林与畜牧二大事业，以奠定基础；尚需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以上数点，加上考查所得数据，成《建设新鄂西的途径》一书，其内容，余先于民国35年元旦庆祝会上有扼要之说明，复提纲契领发表于是日《新湖北日报》鄂西版上。此发展经济之构想，曾颇为当地有识之士之重视，纷纷来电来函，献计献策。经迭次修订，又印以单行小册子出版。惟未及实施，余即调一区服务，引为憾事。
转主一区区政
民国35年1月，余奉调鄂省一区，遗缺由于国桢氏继任(于为前鄂省六区专员)。行前，分别拜会施垣各机关人士，并于扩大纪念周报告建设鄂西计划，以有计划而未能实施，深表歉意。报告毕，各界鼓掌甚为热烈，余亦甚感欣慰。
王主席缘何将余由鄂西山地调至鱼米之乡鄂南?据高级班同学，省府秘书长王原一兄事后语我，王东原认为我文化程度高，但不懂军事，而鄂西匪患严重，故不尽适宜，乃调往治安较平稳之一区。
是年2月底，余携眷自恩施乘车至巴东(长江边)，由此租用二条民用木船，溯江东下，沿途三峡风光，尽收眼底。途中与某客轮相遇，客轮溅起之浪，险将小船掀翻，随行卫土见状，乃对空鸣枪示警，大船始停下，待余等通过后，复开行，甚为惊险。船抵宜昌，复换乘卢作孚民生公司的“民勤”号客轮，直达武汉，拜谒王主席后，转乘火车沿粤汉路南下，不数小时，即抵专署所在地咸宁。专署设咸宁宫埠桥，专员官邸为昔日之日本人的一个旅团部，后来屋前屋后曾挖掘出不少人的骷髅，大多为我遇难同胞。由此亦可见抗战中日军的残暴无道。
一区位于鄂东南，与七区相比，交通便利，离省会武昌亦很近(数小时火车)，下辖咸宁、武昌、汉阳、大冶、鄂城、阳新、蒲圻、崇阳、嘉鱼、通城、通山十一县。到任之初，鄂南蒲(圻)、咸(宁)、嘉(鱼)发生灾情，以蒲圻最重，其原因为去岁粮食颗粒无收，人民食树皮菜根，生活艰苦。余旋视察蒲圻街市，组织救济，并赴省申调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
援救杨显东始未
杨显东兄，湖北人，留美习农业，为重庆时代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人之一。1946年春，杨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副署长身份，调拨了大量救济物资给受围困的李先念等领导之中共中原解放军部队，使之得以突破封锁，安全转移。时虽为抗战胜利不久，然国共之战火局部地区重又燃起，杨之举后遭人检控，云其贪污渎职，且“勾结共党，危害政府”。新闻媒体对此事亦大加评击。为此，湖北高等法院检查署对杨下达了拘票，令将其收押。杨与我素友善，其妻汤汉清找到我，希我设法救其夫君。恰时任湖北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毛家琪为我昔之军校同事，在军校高级班，我教中国经济问题，毛教法学通论，时相过从。我即去见毛，力保杨非共产党，并允将毛介绍给居正及王东原为条件(因毛想做湖北高等法院院长，苦于无人推荐)，毛大悦，旋当我面，将捕杨之拘票撕毁，谓：“清尘兄，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当表谢意，从而使杨得以幸免于难。1949年后，我与杨在北京重逢，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对我说，在汉口他是奉了中共董必武、李先念、王震的面示而办此事的。此事，他已写在其入党报告中(杨于1956年加入中共)，并再次表示感谢。
万 耀 煌 主 鄂
民国35年(1946)4月，万耀煌氏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氏为湖北人，曾任陆大教育长多年，为人很爽直，但喜摆架子，此次来桑梓服务，有人送他一付对联，上联：“耀武杨威前呼后拥三区马”下联：“煌煌万言东拉西扯一团糟”。横额：万恶涛天。首字合起来即万耀煌三字，以讽其好大喜功，内容接近事实，唯讽刺过甚了。万氏接任之初，即赴鄂南各县视察灾情，我亦尽地主之谊。后在行政会议开会期间，万曾提我为省政府委员，因省籍关系，未果。
倡议组建薄圻煤矿公司，发展经济
我对经济素有兴趣，在鄂西时，有计划而未能实施。此次来鄂南，一次在赴蒲圻考察中，发现该地有一质量很好的露天煤田，极易开采，乃呈报省建设厅，请准予核办。惟建设厅长谭岳臬认为由公家来办此事不合适(实际是怕负责任)，后经与朋友程煜(程潜之侄，时为长江实业公司董事长)、熊东臬、宋漱石(皆高级班同学)等商议，众均主张组建股份公司开采，旋由彼等约集多人入股投资，并推程为董事长，我亦为董事之一，作适度规模开采。规模虽小，但营利甚丰。
返乡省亲，阖家团叙
1946年9月，为父亲七十寿辰。余携妻巩华，长子黾年同返故里常州，为之祝佑。自1937年抗日军兴，离别江南后，在外已届十载，今见到父亲及继母身体康健如常，甚感欣慰。三弟霞飞(时任江苏省昆山县长)携妻春波及子女六人，四弟样霖(任职无锡某工程处)携妻海波及尚在襁褓中的建国侄亦同住。阖家团叙，祖孙三代计17人同列一堂，在吾沈家历史上，亦堪称为盛况空前了。
在汉高级班同学之聚会
我任一区专员期间，几乎每月要前往武汉公干，时高级班同学杨锦昱兄任武昌市长，杨兄及其太太热情好客，常邀在汉之高级班同学熊东臬、宋溆石、吴嵩庆、刘公武、王原一、吴景新、候雨民诸兄聚餐，我如在汉，必来相邀，互叙情谊，互通声气。
记鄂省一、二、三区行政会议
万耀煌主鄂后，于民国36年2月于省垣武昌召集一、二、三区行政会议，检讨去年工作，交流今年计划，会期一周。计到三区专员及辖下32县县长、厅主席致词后，即由各专员作工作报告。时二、三两区位于鄂东、鄂北，治安问题突出，其专员蔡文宿和彭旷高系军人出身，其报告中多谈军事进剿问题。独余于报告中，谈及行政效率问题：行政督察专员对各县只有监督权而无直接指挥权(各县县长均由省民政厅委派，县府之财政、建设、教育诸局义务由其主管厅直接掌握)，政出多门，政争繁复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此乃省政制度之一大缺陷也。一语既出，震惊四座。会后，万耀煌曾找我谈话，嘱写出报告以作为省政革新之参考。
参加南岳游干班留汉同学之聚餐会
三区行政会议期间，前军委会南岳游干班毕业同学陈畴、李铁生，胡武、黄俊球、郑介民、粱尚贤、正一鸥等，得知余及刘嘉树（前游干班教育处长)、彭旷高(前游干班军事教官，后任西南游干班教育处长)等适在汉，乃函邀吾等参加其之春季聚餐会。聚餐会在汉口一家西餐厅内举行，师生重聚，气氛热烈。这些同学的名字我大都叫不出(因我在游干班时间甚短，只在纪念周上作过几次报告)，可他们都记得我，以沈老师相称，实乃儒家之尊师重道精神体现也。
回到阔别十载的南京
我赴常省亲之际，途经南京时，曾去拜访行政管理学会的朋友，时任社会部福利司长之张鸿钧兄，遂有东归之意。一则，地方行政工作，阻力颇大，做事愈多，控告愈多，地方主管，任期无一，故虽有计划，无法执行；二则，我年已愈半百，且身体不好，十年飘泊在外，也该有个归宿了，加上子女教育诸问题。故张语我，他处尚有一帮办职之缺，兄是否可先屈任时，我当表同意。旋由张向社会部长谷正纲请示，谷见我系高级班一期出身，立即同意，随即以社会部名义二次函商湖北省政府，省府始同意放人。
民国37年7月，我携眷自武汉启程。杨显东兄通过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为我们联系了一艘美军的登陆舰。一行沿长江，顺流东下，终于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南京。
(沈建中整理)（转载《湖北文史》第四十五辑，本文作者沈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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