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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书楷外交生涯的机遇与遗憾

2014-09-15 21: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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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周书楷,湖北省安陆市人。1913年8月21日生,自1939年3月赴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上班,至1992年7月31日在台北病逝,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50余年,曾任台湾国民党驻美“大使”、“外长”等要职,是台湾知名度很高的职业外交家。
 
恩师推荐始进入外交界
 
    父亲周书楷(以下略称周书楷)自幼聪颖好学,祖父周茀田在家设塾,聘请安陆名师分别教授国文、英文,奠定了日后国文、英文精湛的基础。16岁离开安陆考入位于汉口的湖北省立第三高中,三年成绩均名列前茅。18岁(1931年)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学习上更加刻苦钻研,成绩优异,在当时教育部举办的东南十所大学国语和英语比赛中,均荣获第一名,一时被誉为中央大学的天才学生。
    1935年夏,周书楷大学毕业,经诸位师长推荐,担任“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工作人员,时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任该会理事长,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杭立武任该会理事。周书楷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特别勤奋,深获好评。1938年夏,经朱、杭推荐,周书楷等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主要任务是向各国宣传我国抗日战争形势,争取国际友人援助。在美国活动数周后,又受英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邀请,前往英国伦敦,直到1938年冬。1939年2月,前往德国柏林,一天深夜,正准备于翌日乘火车赴法国马赛再搭船返国,这时,突接杭氏发给周书楷的电报,称已洽获外交部同意,盼周速往伦敦待命。这封电报不仅改变了周书楷当时的行程,更决定了其终生从事外交职业的前途与命运。
 
外交前辈提携,仕途一帆风顺
 
    1939年3月9日,周书楷赶赴驻英大使馆报到上班,初为该馆“甲种学习员”。周书楷利用学习员制度,先在伦敦大学政治系就读,获硕士学位,随后又在剑桥大学从名师研究近代欧洲外交史。学习期满后,定职为大使馆随员,1941年被任命为大使馆专员。
    1941年7月,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出任驻英大使,周书楷颇受顾氏重视,1943年将其安排为身边秘书,先后协助顾氏接待行政院长宋子文,国民参议会主席王世杰等。1944年秋,顾维钧担任中国首席代表,与苏、美、英代表汇聚华盛顿,讨论筹建联合国问题,周书楷作为顾的助手参与了有关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1945年8月,第一届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由外长王世杰为团长包括顾维钧在内共五名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王世杰并抽调周书楷为自己的秘书,参加会议。周书楷在短期内得以连续出席重大国际会议,又耳濡目染我国外交界前辈的卓越才干与风采,个人外交才能得到迅速提升。

    周书楷于1945年底奉调回国,任王世杰部长秘书。1946年至1947年初,抗战胜利不久,是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声望最隆,外事活动最繁忙的时期,周书楷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他经常连续工作16个小时以上,有的时候,他干脆把行军床搬进办公室,以免来来往往耽误时间。这期间最重要的外事活动是担任国(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代表周恩来)美(美国特使马歇尔)三方会谈中马歇尔的翻译,以及后来出席21国巴黎和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及发言人。
    由于周书楷工作勤奋负责,才华横溢,备受王世杰部长以及后任叶公超部长和主管司长的器重,仕途一帆风顺,由科长、秘书、专门委员继而升任情报司帮办,1950年任菲律宾“大使馆参事”,1953年升任“公使衔参事”,1956年调回部,破格升任“常务次长”【1】。
 
蒋、陈相持不下,首度获入“阁”机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东南亚国家排华事件不断的多事之秋,台湾当局拟调整“侨务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备选人有三名,周书楷列在第三位。由于蒋介石瞩意之人,陈诚【2】不赞同,而陈诚瞩意之人,蒋介石又不赞成,双方有些僵持不下。陈诚提出此时需一熟悉外交事务的人来主政侨务,两人各作妥协而确定周书楷出任“侨委会”掌门人,从而打破了“侨委会委员长”过去由闽、粵两省人士担任的惯例。
    周书楷上任之初,即与“侨委会”全体同仁全力以赴为安顿数十万归侨而紧张忙碌。周书楷从归侨的住处安排、生活照顾、就业、就学到疾病伤亡者的抚恤等无一不亲自过问,甚获归侨好评。由于这次安顿扶植归侨工作成功,陈诚特在院会中对周书楷予以嘉奖。
    周书楷认为,侨务工作治标更需治本,他从改变华侨经济体制,改善华侨所处环境入手,制定一系列政策,并再三劝导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尽可能取得侨居国公民权,不断改进侨胞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并组成台湾专家技术服务团赴东南亚各国具体指导侨胞生产技术、工业投资、工商管理、产品改善等等,受到侨胞及侨居国的赞许。
周书楷在“侨委会”任上虽有一定作为,但其内心仍希望回到他所热爱、所熟悉的外交工作。台湾当局也没有忘记这位外交干才,时常委任他参加一些重大“外交”活动。如1961年9月,蒋介石委派其为出席第十六届联大的“全权代表”,1962年8月,作为“总统特使”出席马达加斯加国独立庆典,1962年9月,再度担任出席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全权代表”等等。1962年11月,周书楷在离开“外交部”两年半之后,被调回“外交部”,出任驻西班牙“大使”。
 
宋美龄一锤定音,出任驻美“大使”
 
    1965年6月初,台湾爆出一条重大新闻:年仅52岁的周书楷将出任台湾驻美“大使”,成为双橡园新主人。由于驻美“大使”在“台岛”地位特为崇高,责任特别重大,工作特别繁重,消息一出,台湾舆论界哗然,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争相报导,一时掀起了周书楷热。众所周知,美国对于台湾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密切关系。尽管台湾在美设有许多机构,除“外交”系统之外,有“教育部”的、“经济部”的、“国防部”的、“新闻局”的等等,应有尽有,但驻美大使却是在美一切机构的总负责人。每个机构不仅要接受“大使”的监督,也要接受“大使”的指挥,因而其地位十分显赫。过去蒋介石派出的驻美“大使”,都是威望极高的著名外交家,如胡适、顾维钧、叶公超、蒋廷黻等等,可以说,除了“外长”之外,驻美“大使”要算台湾“外交界”的顶尖人物了。

    当蒋廷黻因年事已高,坚辞驻美“大使”一职时,台当局高层内定候选人亦为三名,周书楷当时排列第三。曾任“外长”的沈昌焕【3】和刚刚卸任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广被外界看好。但由于宋美龄力荐周书楷,蒋介石也表支持,因为还可落个不拘一格起用新人的好名声。周书楷获提名出任驻美 
    “大使”这一决定,当时在台湾朝野的确获得许多好评。宋美龄选定周书楷,自有她的打算,因为周书楷既年轻肯干,又听话,便于自己直接指挥对美“外交”。果不其然,周书楷于1965年6月上任,宋美龄即于8月赴美,而且在美停留长达14个月,周则必须每天忙着安排并陪同宋出席各种演讲会、招待会,各种参观、访问,会见美国政要、朝野名流等等,忙得不可开交。

出任“外长”二度入“阁”
 
    1970年11月第25届联大首次以51票对49票的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案,蒋介石深感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危在旦夕。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决定接受年事已迈的原“外长”魏道明退职辞呈,于1971年3月31日任命周书楷为“外交部长”,周书楷二度成为台“行政院阁员”(时由“副总统”严家淦兼任“行政院长”)。
    周书楷出任“外长”后日子很不好过,挫折接踵而至。由于美国外交政策天平越来越向北京倾斜,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翌年春天访华,使世界为之震动。周书楷接任“外长”不足6个月即有8个国家与北京建交,同时传 闻不少国家正与北京进行建交秘密谈判。

    1971年9月中旬,周书楷率团出席第26届联大。周书楷等虽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挽败局,美、日为保蒋介石政府在联大席位而提出的“(逆)重要事项”案,投票表决被否决(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3票不在场),眼见阿尔巴尼亚驱蒋案表决即将成为现实,周书楷为保住蒋介石政府的一点脸面,在表决阿案前,匆匆上台发表简短声明,宣布退出联合国,以表示不是被驱逐出局的。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后,大会继续进行阿案表决,以75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和“立即驱逐国民党代表”。此事虽历史潮流所致,非个人可以左右,但对蒋介石政府打击极大,对周书楷个人而言,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声望大打折扣。周书楷返台即请辞“外长”一职,为蒋介石所挽留。

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周书楷三度入“阁”
 
    1972年5月,蒋经国经过37年历练后,蒋介石决定让他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副总统”严家淦交卸“行政院长”兼职。蒋经国组阁时,初意仍由周书楷任“外长”,然遭到宋美龄反对,仅保留“政务委员”头衔。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后,对于未能保留周书楷“外长”一职甚感歉意,遂在“行政院”设“外交”和“经济”两个小组,以统筹协调有关“外交”、“经济”重大决策。蒋经国安排周书楷任“外交”小组召集人,成员有陶百川、连战、王纪五等,每周一次例会,研究有关“外交”重大课题,形成意见后,由周书楷报告蒋经国参考,是蒋经国实际上的首席外交顾问,在台湾甚至有人称周书楷为“太上外交部长”。不仅如此,蒋经国下乡或出访等多邀周书楷陪同,在蒋经国的办公室有一特定的沙发,专为与周书楷谈话之用,人称之为“周政委椅”,可见蒋经国对周书楷之宠信有加。

    周书楷这段时间的“外交”重点是尽量拖延美国与中国建交。其他的,一是开展“弹性外交”,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拓展经贸、文化交流;二是设法阻止与台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中国大陆建交。
    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中美双方经过30年的曲曲折折,双方于1978年7月在北京正式就两国建交开展谈判,并达成有关建交协议: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无可奈何花落去。台湾的“外交”终于走进死胡同。周书楷的声望也再次受挫,1977年12月被台当局外放,出任驻凡蒂冈教廷“大使”,这一外放竟长达14年,直到1991年春,方获准其卸任“大使”一职,返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外交部顾问”,周书楷的职业外交生涯终于走近尾声。
 
猝然病逝  留下几多遗憾

    1991年5月,周书楷卸除教廷“大使”职务返台后,再也无心介入任何外交事务。他常与亲友谈及日后的打算:要多用点时间陪伴夫人玲玲【4】;要像顾维钧“大使”那样,整理出版个人回忆录等等。而他最大心愿是能够回到魂萦梦牵的故乡湖北省安陆县,为无限疼爱自己的父母双亲祭祀扫墓;要到南京钟山脚下、玄武湖畔、六朝松【5】前,寻梦就读中央大学时的美好时光。令其感到欣慰的是,先后于1990年8月及1992年6月两次与分离40余年的在大陆的胞妹、四个儿子在香港团聚。他还想看看在大陆的众多的亲人、故友,那些未曾谋面的儿媳、孙子辈、曾孙辈等;他还要让在美国的儿女一起回到大陆,来个全家大团聚……              

    1992年7月31日下午,他感到胸痛、呕吐,急送台北荣总医院检查发现主动脉变宽,心包膜积水,即安排手术。他仍然十分安详、自信,不知死神已经来临。临进手术室前,他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诸多至亲好友幽默地说,没有关系,等会再见!进入手术室后心跳停止,经急救一小时许无效,于当晚9时50分离开人世。“等会再见”是他留给亲友的最后遗言和遗憾,因为还有太多的事要办,所以他“等会再见”的愿望是那样强烈。

    周书楷早已走进历史。撇开政治观念,周书楷从一名实习生,在国民党的官场倾轧中,在无特别家庭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能够三度入“阁”,升至“外交部长”高位,应自有其过人之处。当然,也有不少机遇。人们对他的评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理念,特别是他晚年赞成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以及他个人严以律己、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坦诚待人的品格应该可以得到多数人的肯定。
 
(2009年3月8日)
 


【1】“常务次长”按过去惯例多由大使或资深司长升任。
【2】陈诚,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
【3】沈昌焕,时任国民党中常委。
【4】玲玲,周书楷夫人屠雪贞的昵称。
【5】六朝松,相传为六朝时所植松柏,距今已有1500年左右,树干高大,为原中央大学最具象征性的参天古树,现仍保留完好。
(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八辑,本文作者周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