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触怒了国民党河南省中将保安司令潘佑强，潘到信阳威胁朱毅说：“你杀了李虎城的头，小心你的脑袋！”朱毅回答说：“我既敢杀他，是做好了掉脑袋的准备的！”

由此可见，在朱毅身上体现出来了秉持正义、不畏强暴，始终站在民族和人民一边，宁可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精神。

 

    1938年10月，日军对豫鄂皖三省战略要地的信阳大举进攻，当时国民党军队都撤走了，信阳城被日军三面包围，危在旦夕，朱毅赤胆忠心抱定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不听众人劝告，带领自卫队死守。他说：“我是一县之长，城在我在，城亡我亡”。这时，党派中共信阳县委副书记文敏生从竹沟赶到信阳劝说朱毅立即撤出县城，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朱毅在信阳期间多次与共产党接触，他追求真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立即按照文敏生的建议，撤出了县城，带着队伍进入信阳西南部山区黄龙寺一带，不久又迁到信北尖山、北王岗，到山区农村打游击，并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任命文敏生为秘书、余英（共产党员）为军事参谋。

    在北王岗一带，朱毅首次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书籍和我党的报刊文件，他爱不释手，随身携带，如饥如渴地学习，对我党的抗战主张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使自己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了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由他任司令，共产党员朱大鹏（后改名朱军）任副司令，王海山任参谋长，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并把队伍带进了四望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9年初，李先念率部从竹沟南下鄂中途中来到四望山，并与朱毅进行了通宵长谈，十分融洽。朱毅利用县长的权力，为正在开拓鄂豫边区敌后抗日局面的李先念部积极筹集军粮款项。

    他的这种正义行为，却受到了国民党信阳党部负责人重育民等的嫉恨和控告，说此人已赤化，投向了共产党等等。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下令将朱毅调离信阳，同时委任反共分子、当地绅士马显扬为信阳县县长。朱毅接到调令喟然长叹：“抗日有罪，不抗日有功；调我是假，易地而除是真”，内心感到无限愤慨！按照朱理治的安排，他当即将2900人的部队交给党，自己则由朱大鹏、文敏生率小部队秘密护送，于1939年4月到达竹沟。在竹沟，朱毅每天孜孜不倦地通读马列主义的书籍，通过学习，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他郑重地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表示愿意为革命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经朱理治、危拱之同志介绍，1939年4月朱毅加入了中共党员。入党时，朱毅十分激动地对朱理治说：我今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示我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我要起个新名字，叫朱毅。姓朱，与你一个姓，因为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朱者，红色也，象征革命，近朱者赤啊！毅么，表示我的意志，毅然决然，一辈子跟着党，决不动摇！

    由此可见，朱毅已经把自己纯朴的阶级感情通过理论学习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从而使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建立在对共产主义的深刻理解、真诚信仰和热烈追求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他在后来的近40年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而能泰然自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建国初期，朱毅回到家乡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后任工业部副部长。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   “五反”运动中，上级机关要求他从兵工局打出大“老虎”。朱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自己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认为该兵工局没有“老虎”，并提出了应实事求是地对待同志的建议。他向上级领导同志反映说：“我所管辖的单位和干部，我了解。我们这里没有‘老虎’。”不久，他被斥责为“右倾”，被迫“休息”。对此，朱毅乐观豁达，没有怨言，不能工作时就抓紧时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当自己的孩子去看他时，他对孩子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坚持原则。符合党的原则的，你要坚持就不要怕杀头”。朱毅被迫“休息”后，兵工局进驻了“打虎队猛将”，对工作人员进行刑讯逼供，打出了8只“老虎”。但到追赃定案时，却被证实都是假“老虎”。事实证明朱毅的坚持是正确的。

    朱毅的这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贯性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虽然他遭到绑架、批斗等各种侮辱和摧残，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毫不含糊。对于外调人员来向他调查一些战友的问题时，他都实事求是的作了回答，决不迁就外调人员的无理要求。

    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热爱共产党、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朱毅能够在入党后近40年时间里，始终如一地做到坚信马列，矢志不移，坚持原则，无私无畏。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是朱毅的一贯风格。

    1939年8月，朱毅从竹沟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教导总队队务处长。后随陈毅部过了长江。1940年初，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黄桥地区后，为解决部队的经费的来源设立税务总局，朱毅任局长。税务总局不久改为财政经济部，他任部长。1940年11月，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朱毅改任委员会的财政处长。当时陈毅将朱毅介绍给该委员会主任管文蔚时称朱毅是“理才专家”。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考虑到没有统一的财政金融机构，势必影响政权和军队的建设，特地在军部设立了财政经济部，由朱毅任部长，李人俊任副部长，后来又增加骆耕模为副部长。军部财经部成立后，朱毅把自己早年掌握的有关财经方面的理论知识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在他的领导下，财经部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一是制定了简便易行的工商税征收办法；二是制定了财政工作规则（如部队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多少油、盐、柴、米，对地方行政人员也有规定）；三是建立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和财经制度；四是成立了印钞厂和江淮银行，发行江淮币；五是建立了金库；六是培训了一批财经工作所需要的干部。

    在具体工作中，朱毅努力建立能持久抗战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财政经济。在当时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和敌我犬牙交错的农村战争环境中，发展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朱毅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积极支持发展农业，发放了大量农业贷款，帮助抗属、民兵、农抗会员及贫苦农民解决生产资金问题。这对于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农村的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41年7月，敌人对盐城进行大扫荡后，朱毅调到苏中工作。当时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收入是公粮和商业税。朱毅亲自组织制订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公粮征收条例和商业税收办法。条例和办法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充分体现了合理负担、又不伤民的原则，有利于发展生产，调动了根据地一切抗日阶层的积极性。税收办法既维护了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又打击了不法商人的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保障了根据地的财政来源。在敌人频繁而残酷的“扫荡”、“清剿”中，他组织领导苏中英勇顽强的财税战士，

    千方百计地增加税款收入。1941年，税款收入就达1587万元，其中上缴军部470万元；征收公粮仅春夏两季即达30多万担、代金82万元、公银23000元，秋季又征收公粮大米55000担、杂粮154000担，保证了部队给养。1942年，在敌人频繁“扫荡”、“清剿”下，仅夏季就征收公粮536000担、代金77万元，超过1941年全年征收公粮的总和。针对敌人的军事“扫荡”、毁灭村镇、破坏生产、抢粮掳丁、牵牛宰猪，并绑架、暗杀我财经、税务工作人员的种种手段，朱毅采取了各种有效的对策。如：敌人在棉区筑据点掠取棉花，我方就登记棉田、上门收购；敌人在产盐区筑据点抢夺食盐，我方就控制盐灶、做灶民工作。敌人暗杀、绑架我财税人员，我方就组织税警武装征收，甚至派出税警武装到敌伪据点周边地区去征收税款，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种种破坏。
    同时，我方还同敌人进行了货币斗影争。当敌人大量发行伪币向苏中根据地抢购其急需的粮棉等重要物资、严重扰乱我方的金融时，苏中行署通过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发行了抗币，禁止伪币，逐步停止法币流通，保证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的稳定。粮食问题在对敌斗争中至关重要。朱毅非常重视征粮和粮食管理，并以粮食为武器，与敌人展开经济斗争。如实行粮食统一控制，禁止粮食出境，这就给占据城市的敌人造成极大困难。当时根据地没有粮仓，朱毅就把征收起来的粮食，都设点存放在乡村老百姓家里，由基层粮管所、乡村粮管员负责管理。根据地控制了粮食，不仅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用多余的粮食到敌占区换取必需的重要物质，保障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军部财政部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和有效开展的对敌财政经济斗争，较好地规范并解决了根据地军队地方两方面的财经供给。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毅调任中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1947年2月，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派他到大连组建弹药生产基地，进行军工生产。这个新任务，对于多年从事财经工作的朱毅来说，是既艰巨又陌生。但他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当即带了一批干部和资金日夜兼程赶到大连。一到大连，他就日以继夜地工作。首先同其他同志一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很快提出了筹建军工生产方案，要求旅（顺）大（连）地委把大连钢铁厂、化学厂、金属厂、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等都拨归军工方面，又新建立了炮弹厂、引信厂和发射药分厂，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军工联合企业。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对外称作“大连建新公司”，由朱毅任总经理。

    大连建新公司由组建到试验再到生产，曾面临许多困难：一是被接受的工厂有的设备残缺不全，一些主体设备大都被苏方运走了。需要进行大量的改组配套，有些还要重建厂；二是生产后膛钢质炮弹，包括发射药、引信管、弹壳、弹体以及其它部件，全都要靠自力更生解决，在工艺技术上有一个难度很大很复杂的试验、研制、生产过程；三是原材料困难，电炉炼钢既缺电极又缺铁合金，其它材料也一样缺乏。但是在朱毅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依靠集体的智慧，这些困难都被一一克服了。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到1948年初，也就是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前方急需炮弹的时候，建新公司研制成功了后膛钢质炮弹。仅1948年一年，大连建新公司就为我军提供了“一二四式”炮弹23万发，而且全部是优质品，引信32万多个、无烟药110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解放战争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建新公司的这种奇迹般的生产速度是惊人的，在当时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朱毅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分不开的。如生产炮弹的最后一关是炮弹药筒底部压出凸缘，根据设计需用600多吨的压力机才能压出来，但当时没有这样大的压力机，朱毅便发动科技人员想办法，提建议，集思广益，终于在1948年1月24日，用200吨水压机压出了凸缘，制成了炮筒。朱毅经常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和思考问题，常常在半夜里还找公司有关领导商谈有待解决的问题。韩光还清楚记得，时任公司秘书长的曹鲁同志曾风趣地说：“朱老头自己半夜不睡觉，还让别人也不睡觉”。

    对于大连建新公司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1948年12月，朱德总司令在全军军工生产会议上曾亲口对朱毅说：“你们建新公司造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粟裕将军生前还曾有一句名言：“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朱毅为人处事精神的又一重要体现。建新公司创建伊 始，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解放区来的革命干部中，不少具有大学学历或自学成才的军工技术专家，朱毅十分重视他们，把他们安排在不同岗位上各展所长，发挥骨干作用。他还大胆提拔和使用本地干部。在朱毅和新建公司的其他领导的带领下，全体职工为支援前线夺取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日夜奋战。他们把工厂当作战场，创造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试制和运输过程中，“新建”先后有吴屏周等17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同志负伤致残。其中就有《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全国劳动英雄吴运铎同志。

    建新公司的炼钢、化学等厂中当时还有留下来的日籍人员，而且掌握着比较先进的技术。朱毅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一名日籍技术人员献出了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硬质合金制造技术，大大加快了炮弹加工生产的速度，在公司的评功奖模大会上，这名日籍人员被授予特等功臣的称号。另有两名日籍技术人员在钢厂的组织下，研制成功铝铬电热线，解决了以铝代镍的问题，克服了当时缺镍的困难，这在我军军工史上属于首创。

    朱毅不仅尊重人才，也很重视培养人才，在公司建立了“建新技术学院”，他自兼院长。主要培养公司所属各厂的干部，并招收部分学生。教师由老军工技术专家担任。他要求各厂的科以上干部必须参加学习，他自己则带头听课，认真学习理论技术。

    建国后，朱毅在武汉工作期间，又创办了军事工业学校，培养了大批军工生产人才，继续为发展我国军事工业作贡献。

    朱毅一生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他工作调动频繁。但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无论职务高低，他都勤勤恳恳地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1958年，他年已60，且身患严重肝炎、高血压等疾病，组织上安排他到国务院参事室任副主任，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一干就近20年，直到1977年去世，为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朱毅身上看到他具有“不畏强暴，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勤奋工作，刻苦钻研的精神”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淡泊名利”的精神。这些精神，充分展示了朱毅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朱毅同志的精神，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它向青年们揭示了一个真正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真谛。也是在21世纪新时代的今天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们应具有的精神！（《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本文作者孙少衡）